惠虎宇：习近平新时代 新极权构建的新谎言

中共的统治手段主要依靠两方面，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很显然，无论这个“习近平新时代”被官方吹捧的如何光辉绚丽，但万变不离其宗，“习近平新时代”的所有理论和思想体系都只是一个个被精心包装的新谎言而已，这些谎言只能依靠中共国家机器所拥有的全部暴力手段来强制推行，依靠对舆论的绝对控制来保证其不被质疑。

中共的统治手段主要依靠两方面，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很显然，无论这个“习近平新时代”被官方吹捧的如何光辉绚丽，但万变不离其宗，“习近平新时代”的所有理论和思想体系都只是一个个被精心包装的新谎言而已，这些谎言只能依靠中共国家机器所拥有的全部暴力手段来强制推行，依靠对舆论的绝对控制来保证其不被质疑。只要中国社会有一点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空间，这些谎言体系也就会在一夜之间崩溃。“习近平新时代”并不是一个让中国强大的新时代，而是中共谎言治国和暴力镇压的新时代，是中国人民的新噩梦。

在《大纪元》2004年底刊发的《九评共产党》社论中，第一次从概念到理论、从历史到现实完整地揭示了中共是一个真正的邪教组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不一定是那个名义上的总书记或者党主席，而是掌握了军权和意识形态权的那个人物，军权代表着掌握了最强大的暴力机器，可以操控别人的生死；意识形态权代表着思想控制权，就是掌握了判断真假好坏的权力，可以控制别人的思维和舆论。能同时掌握这两个权力的人就是中共的实际掌舵者，也就是中共的教主。

对中共教主而言，意识形态权与军权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同样重要。缺乏意识形态权，就不能控制舆论，中共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军权也会不稳，随时有可能被推翻。在欧洲中世纪，很多国王因为不能同时掌握教权，无法避免来自教权对自己王权的批评，他们只能通过向教权屈服来换取王位合法性不受威胁，因此，这些国王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这也是欧洲政治文明中虚君传统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封建制度下贵族对王权的制约）。中共邪教以数千万党员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基层组织对国家系统全面控制的极权体系，其中构建和维护意识形态权就是每任中共教主在获得军权和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一项经国大事。

在中共的延安时代，经过遵义会议之后逐渐掌控中共军权的毛泽东，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获得莫斯科支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班出身的王明争夺中共教主地位。毛泽东随后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重新塑造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运动，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中共的指导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改造为“毛泽东思想”。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指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其中毛泽东的著作有六篇，占最多比例，国外作者如列宁、史达林的著作居次要位置。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整风运动的结果是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当1945年“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中共七大的正式文件中时，也意味着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的第一代教主。

毛泽东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华国锋，从职位上来看，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共党内首次将这三项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表面上看应该是前仕途顺遂，但是仅仅五年内，华国锋就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排挤出中共最高权力体系。华国锋没有成为中共第二代教主的原因就在于，其一华国锋没有真正掌控军队；其二华国锋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了滑铁卢式的失败。

华国锋上台后推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质就是毛泽东犯的错误都不能动，这让文革之后复出的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老干部们非常不满。1978年5月，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出现在中央级的党报上，形成对华国锋意识形态的舆论围剿，这场辩论从中央到基层，波及全国范围，持续三年之久，一直到华国锋陆续交权下野。在1980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在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