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重新审视邓小平南巡的“功”与过

邓小平南巡一直被中共视为改革的里程碑，官方宣称，中国的经济从此高歌猛进。这样的宣传充斥中国的网络和出版物，也影响到人们的既定思维。但是，这个“里程碑”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是大可质疑的。我写了三篇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文章，其一是《1988：邓...

最近《多维新闻》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外宣媒体推出了“邓小平南巡30年”系列，把江泽民当年否定、批判邓小平改革路线的行动完全曝光；为了批判江泽民当年的错误立场，甚至公开了邓小平那时的困境。这实际上表明，江泽民已经在中共高层失势。《多维新闻》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背景，而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都是江泽民亲信曾庆红的势力范围，现在《多维新闻》出面批判江泽民，说明中共高层的风向已经迫使这种背景的官媒必须做出背叛江泽民的举动了。

1月20日中共理论喉舌《求实》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到，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从四个方面实施了打击。此文提到的习近平上任后在反腐败的旗号下清算邓–江路线的四个方面，就是下文引号里的四句话，其含义十分隐晦。笔者在此稍加注释：

第一，“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主要是指中共上下全党腐败，上到江泽民、曾庆红家族，下到底层官员，几乎无官不贪，中共各级官员们终日在酒宴里喝得昏昏沉沉，时常在卖身女的床上打滚；第二，“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就是贪官捞钱以后把财产转移国外，买外国护照绿卡，办亲属移民，准备随时“跳船”，屡禁不止，数万亿美金的资产陆续流入外国，官员们把中国当作捞钱的“聚宝盆”，把外国作为贪污以后的永久藏身地；第三，“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指的是中高层官员们抱团互保，现在大部分这样的团伙遭到了打击；第四，“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这是说，过去中低层官员有上面保护伞的保护而为所欲为，在地方上自成体系，为害地方，现在习近平逼着下级官员不得“怠政懒政”，虽然收效有限，但至少基层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

这些现象正是邓—江所谓的改革路线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结果是邓小平这个改革的“总设计师”事先设计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后果是中共改革路线的必然产物。可以说，中共的经济改革虽然有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成果”，但同样也有上述极其恶劣的后果。在中共的专制之下，民不可论之，唯官可究之，官若不究，民徒奈何。

如果单纯从中共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去看，很容易落入“对错论”，即谁对谁错，其隐含的假定是，不同路线之间必有一对一错。但如果从邓小平南巡后30年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在所谓的派系斗争论、政治路线斗争论背后，有一条中共的失败宿命逐步展示的轨迹，其实这轨迹与路线“对错”关系并不大，而是中共的政治经济方针本身就存在着自我毁损的“基因”或“致癌细胞”。

自从1988年至今，中共高层先后掌控局势的人包括邓小平、陈云、江泽民、习近平等主要角色。江泽民先投靠陈云，所以江属于邓小平南巡时准备打击的“敌人”；邓南巡后，江在邓的枪口下被迫投靠邓小平，大体上沿着邓的政策方向走了下去。

过去35年中，邓小平的改革决策被陈云否定过；陈云因经济路线被邓小平的南巡否定而一蹶不振；而邓—江路线最近也被习近平部分否定了。我在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前三篇文章谈到，邓小平失势又得势，陈云得势又失势，其中的关键在于，邓小平和陈云都没有料到自己的决策将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决策者的“英明”从来是被吹出来的，他们逃脱不了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指决策者的行动会出现与其意图相反的不利后果；这样的后果并非决策者行动之前希望发生的，但意想不到的后果却不可避免地让决策者陷入被动。中共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屡屡发生这样的情形，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