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宁：“六四”后西方绥靖主义的后果

本文课题涉及“六四”北京大屠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政策的复杂历史及其全球影响。今天呈现在人类面前的，是一个全面快速崛起、咄咄逼人的超级军事强权。印巴局部战争打了不到一周，却几乎惊醒了整个世界那场长达一世纪的昏睡。我们喊了三十年的“东大威胁论”，却未曾唤醒美西方沉睡或装睡的傀儡政客与精英集团。

三十年空喊，不如一周印巴战争所产生的振聋发聩的作用。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体系完整、在局部军事技术上高度领先的战争硬件的冰山一角。

深谙《孙子兵法》战争哲学和方法论的中共，竟几乎达到了“屈人之兵，无须兴师”的境界！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难道我们不该认真总结一下：在震撼全人类良知的八九六四大屠杀之后，美西方在预警与应对一个其潜在“综合杀伤力”远超二战前“轴心国集团”与战后“华约集团”总和的、超级军事强权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失误在何处？又该如何重启一个“已关闭”的赶超窗口？

“六四”大屠杀震撼了自由人类的良知。而西方各国在华尔街金融寡头、跨国公司与特殊族裔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继续背叛自由、践踏人类良知，共同推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空前但并非绝后的对中共“全面激进的绥靖主义战略”。他们协助中共崛起，使其具备了潜在势能，远超二战前的纳粹德国与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军事强权。其历史性、全局性后果，无非是“以自宫开局，以自杀结局”。

美西方在“六四”之后呈现在清醒人类面前的问题，并非认知缺陷或策略失误所致，而是极为深刻的结构性与制度性问题。

“六四”之后，“苏联、东欧自由革命”引发了人类半球性的自由解放运动。然而，“脑残国际”立即谎称冷战结束，随之而来的全球化浪潮，美西方对中共采取了所谓“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合作、贸易开放和技术交流，将中共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声称以此推动经济自由化，进而实现政治改革。全过程充斥“绥靖主义”，并谎称其是基于战略考量，而非妥协或资助的结果。

美西方严重低估了中共利用经济崛起增强军事实力的决心，忽视其体制的独特性，最终造成“养虎为患”。支持者则认为，接触政策避免了直接对抗，延缓了冲突，并为全球经济创造了巨大红利。

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打破了美苏冷战后的单极格局，形成中美双强竞争的新态势。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如“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军事化，引发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战略重组。2010年后，美国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联合日韩澳等盟友遏制中共影响，标志着政策从“接触”转为“竞争”。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也使美西方对中国形成关键依赖，如芯片、稀土等。进入2020年代，供应链“脱钩”呼声日益高涨。自2018年起，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例如封锁华为、限制高端芯片，揭示出美西方对华合作政策的转向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