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论坛】枫桥野火再烧 基层人人难逃

大饥荒定性分歧严重，七千人大会毛刘结仇；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1963年枫桥经验拉开文革序幕；当今重提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文革那一套还管用吗？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枫桥经验是1963年开始，我们看当时的历史，1959年到1961年，中共经历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至少四千万人。中国人不敢反抗，但民怨其实很大，这对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的地位构成一个明显的威胁。所以毛泽东在当时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同时也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这些都是有所针对性的，基本上就是利用民众的情绪，而不是通过法律或者政府的机构去解决问题，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者裴毅然在《菁英论坛》表示，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因为1962年的1月11日开幕的七千人大会，开了二十八天，会程之长、人数之多在全球也是空前绝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各地都在抱怨三面红旗不红、搞糟了，毛泽东不得不在大会上认错，但是毛泽东依然把握话语权，1962年的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工作重心拨回以阶级斗争为纲，要避开经济，只谈政治，因此就发动了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是小四清，就是在基层干部中清账户、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再提升到大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那么1963年的3月，在城市也开展了新的五反，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枫桥经验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裴毅然表示，枫桥经验是1963年浙江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具体的表现就是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就地解决社会矛盾。到了六三年的6月19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派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省委工作组到了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全区的七个公社展开了社教运动的试点。针对当时提出的抓捕四类分子的要求，省委工作队展开大讨论，就是说武斗好？还是文斗好？最后认为到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说这个公社的64名的四类分子，重点对象47名，据说是没有打、没有骂，允许申辩，结果没有抓捕一个人，据说是全部被说服了，在中共文件上是这么写的。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十个人包夹一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重点在于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浙江省公安厅向公安部报告了枫桥社教经验，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那么到了当年的10月下旬，公安部部长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感兴趣。毛泽东重复了这句话，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了11月20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公安部这个发言就叫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毛泽东就批发了这份发言，并且批示提到诸暨的例子，诸暨就是指枫桥经验，就是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后推广去做，这就是所谓的枫桥经验。

裴毅然在《菁英论坛》表示，发生文革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大饥荒，因为七千人大会对三面红旗负评如潮，要求清算大跃进、三面红旗，那么中高层的干部已经是逼宫的潜在力量了，有几个证据。一个就是，在文革初期，江青向红卫兵就是当时的造反派透底，她的原话说，七千人大会毛是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张春桥也曾经对红卫兵说，想想有多可怕，如果文革前召开九大有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应该开了，所以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就是，刘少奇的秘书叫邓立群曾经说，毛泽东被迫在七千人大会上为大跃进、大饥荒认错，从此对刘少奇怀恨在心。还有一个证据是在1964年12月25日到1965年1月14日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讨论四清运动时，毛泽东当场训斥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之后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段话是在王光美和刘源的共同的回忆录里。还有一个证明是，接近中央政治中心的共产党高层一个干部叫吴江，他的回忆录里面说，文革是针对刘少奇的总攻，打倒了大批不可靠的干部，不能让大饥荒成为高层的话题。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 1963年中共搞的这个枫桥经验，直接导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搞阶级斗争，是因为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民间对中共有那么大的怨气，他搞一个运动镇压阶级敌人，大家就会恐惧了。本来因为对这个饿死人、对现行的政策很不满，但是一出台这个阶级斗争，面临着基层这样一个斗争，这种专政，不是通过法制，而是通过人性恶的东西，这让每人都感到很恐惧。毛泽东针对基层官员的这种整肃，目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你们之间斗，最后你还要感恩他，他是利用人性的恐惧去挑动这种斗争，然后成就他自己的权力欲。

毛泽东最后还发现了枫桥经验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按照他给公安部指出的说法，就是说群众用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这话非常的冷血，就是利用民众自己，而不是用法律和体制的这个力量实行专政，这其实就是后来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他认为不需要通过法治和制度，不需要那些官僚，同样可以搞它的共产主义。

裴毅然在《菁英论坛》表示，时代不同了，现在搞枫桥经验，不太搞得起来。因为社会背景没有毛时代的人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真的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以为即将进入红色天堂，而现在的中国百姓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国人的觉悟是大大的提高了，渐渐都有个人的权利意识了，有这个东西对共产党是很可怕的，所以七不讲里面有个公民权利不要讲。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外资的投资首次负增长，全部都彻底走掉了。外资是推动中国GDP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资没有了，而内需本来就不行，美国的内需占GDP的70%，中国是只有35%，差的不知道多少。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社会贫富悬殊，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收入前20%的人口控制了68.4%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仅仅控制0.5%的财富，所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也是世界之最了。邓小平当年说过，如果贫富差距拉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所以，现在恢复毛时代的这个群众专政的枫桥经验，其目标只有两个字——维稳。根本的方法就是要求避免矛盾上交、就地解决。这也是政治倒退的一个信号，强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继续扭曲道德观，强化政治恐怖，绑架中国，为了一党的政治利益，让中国继续支付红色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