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国家权威的重建与民国军政之路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留给北洋军阀的是不尊重宪法和国会。孙中山于1913年二次革命，再造共和、重建宪政法统，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中华民国于1928年统一后进入训政，1946年制定正式宪法，进入宪政时代。

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国体的国家权威是宪法，这两种国体得以成功构建的前提是必须要确立宪法在国家系统中的权威地位。一般而言，君主立宪国是在君主与议会的政治博弈中逐渐建立了宪法的国家权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的权威逐渐消退、过渡为宪法的权威，英国（英国无成文宪法，由其历史上不同来源的法律、判例和惯例组成宪法体系）、日本都是遵循这样的历史轨迹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国家。而一个新型共和国的成功建立则需要至少有一个掌握军权的政治强人以其巨大影响力主动遵守宪法，将其在共和革命（或者独立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威转化和沉淀为宪法权威，美国共和制的建立就是以华盛顿主动遵守宪法开始，将其个人权威转化为宪法权威。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两千之未有的一次政治转型，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系统将过渡为现代社会的国家系统，这需要在新国家系统中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神）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最顶端的位置，是中国人心中的至高权威。天的权威在中国社会心理层面沉淀为一种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成为中国人判断是非、好坏的最高道德标准。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中华民族的国家系统正是在“天意”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下图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系统结构图（国家权威和政权关系的结构图）。

在中华传统的国家系统中，天的职能一般是由君主来代行，中国的帝王以天子的身份履行天命，代行国家权威的职能，所以称君主为天子，所谓的“替天行道”也就成为天子天赋的岗位职责。如果天子不履行天道、不施仁政，而是逆天叛道、施行苛政暴政，那么天子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和长久，其合法性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特别是将受到来自“敬天的文化系统”中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判权的文士们的道德批判。这些道德批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可以左右社会形势的演变，民心、民意就是顺着这种批判走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制约君权最可靠、最有效的方式。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以天（神）作为国家权威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中华民国以前的中国历史，无论怎么改朝换代，都只是变换了不合格的天子，而不是改变了国家系统中的国家权威。正因为如此，中国敬天敬神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下代代相传、延绵不绝。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对传统国家系统的重大变革，在国家系统中以宪法取代君主（天子）的位置，以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取代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当然敬天敬神的文化系统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社会系统中依然存在，只是退出了国家系统）。下面图二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家系统应有的结构图（实际没有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