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结婚生育为哪桩？

此外，以往结婚的一大效益是生儿育女，那是传统社会“传宗接代”的要求，由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清楚明白，而“养儿防老”更是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2021年新生儿较2020年少1万1,429人，粗出生率为6.55%，创下历史新低；再据美国中情局（CIA）2021年全球生育率预测显示，台湾在227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而且2021年台湾总人口为2,337万5,314人，是继2020年后连续2年负成长。此外，2021年全年结婚数共11万4,606对，较2020年的12万1,702对减少7,096对，年粗结婚率为4.88%，也是历史新低。

对岸中共国，1月17日其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人口统计数据，该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1,014万人，全年人口净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2021年出生和净增加人口都创1962年以来新低，其人口已进入“零增长”阶段。

这些数据所显示的是，台湾和中共国都呈现“少子女化”和“高龄社会”现象。其实，这些现象，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台湾和中共国特有的，而几乎是全球普遍现象，而且好多年前已出现了，也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由民主社会或共产专制社会，竟然都同样出现。大家也都知道，这些现象与结婚率低和生育率低高度相关。

为何当今世人不想结婚、结婚之后为什么不想生小孩？而这种现象会引发什么严重问题等等都有满坑满谷的研究，政府更一直祭出计划委托学者专家们提出各种政策来提升结婚和生育率，而且也对相关后遗症，如劳动力短缺、老年照护等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措施。

虽然大家都努力的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令人泄气的是，情况还是每况愈下、政策成效有限、甚至完全无效，是不是应验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了呢？或者根本是本末倒置，看错问题的根本，抑或政府该往扮演“创造并维系一个公平公正自由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角色的“小而有能”政府方向迈力，将有关的错误干预政策拿开，让人们当家作主自由抉择呢？

其实，结婚和生育行为所导致的根本课题是“人口多寡及其结构等等”的“人口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事务，并非只是某一地区、国家的单独特殊问题。众所周知，早在1798年，古典经济学家汤玛斯･马尔萨斯牧师（the Reverend Thomas,1766~1834）就写出了《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这本巨著，揭示了“人口问题”，即“人口增长已远超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通俗的说法，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粮食的增速”，或者“人口以几何级数成长，而粮食只以算术级数增加”，于是人类将陷于“贫穷的陷阱”里。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者卡莱尔（Thomas Carlyle）乃将马尔萨斯悲观而负面的经济论述，把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

《人口论》强调人类生存条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因人口增加会导致生活资源受限。除非存在有效的障碍（checks），否则人口必然随着生活资源的增加而扩张。经由穷困 （misery）和罪恶（vice）的障碍，可以消除人口增加超过资源增加，使人口和资源问题维持平衡。至于限制人口增加的障碍则有积极的和预防的两类，前者又称自然障碍，如天灾、疫病和战争导致死亡率提高，后者又称人为的障碍，包含道德的抑制，如独身、禁欲和晚婚等降低生育率。

《人口论》中有相当篇幅讨论政府政策，如英国在1601年制订〈济贫法〉(Poor Law)，对贫病者提供资助以维持最低生活。马尔萨斯反对国家济贫措施，认为会变相鼓励怠惰，而穷人在无济贫辅助下，将被迫更能自立。马尔萨斯强调，根据人口原理，帮助穷人就好比取得新的土地让人口快速成长，结果只会造成更穷困与罪恶而回到人口与资源间的均衡，于是人类终究会受困于“贫穷的陷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