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第十三章 热爱生命、关怀世人的两个“小巨人”——推介《两个幸运的人》

为免读者坐失一窥两位热爱生命、关怀世人的“小巨人”之温馨心灵的心路历程，本人试作推介，或可激发国人比较东西方著名经济学者处事及处世风格的兴趣，尤其弗利曼夫妇两人所用的穿插接棒的独特写作方式更是新鲜。而其书名《两个幸运的人》（Two Lucky People），其温馨、谦和讯息也让人心向往之。

无疑地，一提到弗利曼，一般台湾民众的印象也许只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死硬派学者，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主要领导人。对于我来说，除了这种一般印象外，至少还有下面几项鲜明事件立即映在我的脑际。

其一，在全球经济学界有一张非常出名的“背影”双人照，它是在古色古香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园拍的，照片中的两位主角应该是全球经济学界最高和最矮的两个身高极端对比人物。这两位都是顶尖世界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的是史蒂格勒（G.Stigler，1982年得奖，1991年去世），矮的当然是弗利曼了。这张照片有这样的解读：两位大师边走边谈，高者看地上，矮者向前直视，盯着地上看的突然说：“地上有一百块。”平视者回答说：“不可能！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怎可能有掉落的钱？若有，也早被人家捡走了。”这个故事当然是穿凿附会的，是有心人讽刺经济学“重视假设”、“不实际”、“不食人间烟火”等等的说词。不过，这也正好烘托出这张照片的知名度。可惜的是，这张照片没放在本书中，有兴趣者可在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史蒂格勒自传》中找到，照片下还有史蒂格勒幽默的眉批。

其二，在1976年以前，应该说迄今为止，每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奖的大典，几乎都平静无波（虽然有保罗纽曼主演的电影“奖”描述一段有关诺贝尔奖的阴谋故事，但那应是戏剧杜撰的），唯有1976年例外，主角就是弗利曼。该年当得奖名单揭晓，反对和抗议弗利曼获奖的声音就不断出现，举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和瑞典商业学院的教师及研究员的抗议信为例，内容是：“尽管弗利曼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会他所推荐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之顾问，也替智利军人政权拟出一条经济政治路线。……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学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弗利曼的得奖资格。……”除了有这种书信抗议外，颁奖那天，场内有一人示威，场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创下截至该年为止，共7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破坏的先例，且因示威者挡道，典礼后的国王传统晚宴，也首度延迟开席。虽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议，弗利曼仍坚持其借机转变独裁者理念的作法，继续充当各国政要的咨询顾问，最有名的就是与中共经改初期的关键人物赵紫阳之交往。为何弗利曼敢于干犯众怒，冒着“为虎作伥”的罪名持续帮军事独裁者拟定经改政策，相信读者渴望由其本人口中得到答案。的确，在本书第24和26两章，弗利曼夫妇对该事件的始末，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辩解。有趣的是，1999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由于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伊力卡山这位退休老牌导演，引发一场抗议风波，原因是伊力卡山在1950年代冷战方殷，美国社会出现集体性恐共情绪，著名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当时风声鹤唳，共产党的红色帽子乱扣，电影圈也无法幸免，伊力卡山在那时曾出面检举不少好莱坞电影人士，以致这些人遭到迫害、断送前程。就是这项人格的瑕疵，就有人认为他不够格得奖，这当然是专业、政治、意识型态间纠葛不清的人间实景，此与弗利曼获诺贝尔奖被抗议事件异曲同工，突显出世间的复杂。

其三，个儿小但辩才十分犀利的弗利曼，挟着重述货币数量说成为“重货币学派”开山始祖，高举“凯因斯革命的反革命”大旗，在1968年11月与海勒（W.Heller）大辩论，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一段时间与萨缪尔逊（P.A.Samuelson，凯因斯学派最主要大将，1970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纸上论战，被萨缪尔逊称为“经济学界的鳗鱼”。这个称谓鲜活地点出弗利曼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但却颇富攻击力，有如远洋渔业捕鱼者，为了维持所捕获鱼群的新鲜，必须放入几条鳗鱼与鱼群相斗，而弗利曼这只全球经济学界典型鳗鱼，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掀起漫天风云，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头的当儿，以八十七岁高龄为文、演说，极力抵挡逆流，力挽狂澜的精神，甚至主张废掉国际货币基金（IMF），这种勇气不是肃然起敬就可形容的了。这也让我想起1993年2月，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特别为台湾读者所写的序文中的警语：“……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此种忧虑在这本自传中也随处可见，正是提供我们深入思考的暮鼓晨钟。

其四，1985年3月21日弗利曼应美国三一大学之邀，讲述其“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结尾时如此说：“……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这种说法费解，甚至于经济学界中人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不过，弗利曼应该不是信口开河，也绝非玩笑话，一定是其大半生的深切感受。可不可能在其传记里寻得他为何如此看待经济学的蛛丝马迹呢？以我讲授经济学原理十多年的经验，却是有如此相同的感受呢！

其五，世界级的华裔著名产权学者张五常教授，在1988年9月24日晚，于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介绍弗利曼时，劈头就说：“二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都像生活在爱丽丝的世界中：他们要越跑越快才能站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其中之一人，我当时照例工作至深夜。一天，已是凌晨，我带着疲惫之身躺在床上，无意间见到隔邻大厦的顶楼，有一个房间的灯光还在亮着。此后很多个深夜我也见到这孤寂的灯光。后来我知道那灯光是从弗利曼的书房透出来的，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超级明星的教授，竟然会比一个藉藉无名的新入行得人还用功。”张五常感慨说，在半个世纪中，弗利曼求知若渴，不获得答案誓不甘休，而一定就是因为这种毫不松懈的精神与天才的结合，才造成了可敬的弗利曼现象。这种观察可在这本自传中字里行间得到印证。

其六，弗利曼虽然辩才无碍，但也勇于屈服于真理，此由“寇斯定理”的论辩会最能凸显。起初弗利曼对寇斯（R.Coase）的说法持疑，但听寇斯讲到一半后，立即转边帮寇斯说服与会的举世顶尖学者。有一次，弗利曼在机场巧遇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本要到一家大学演讲批判寇斯的说法，但在与弗利曼短暂同机受教之后，竟然立即将讲题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改成如何了解寇斯定理。

其七，也是张五常的记述，是在张五常1988年11月16日〈背影〉这篇其描述陪伴弗利曼夫妇访问中国大陆所见所闻的文章。该文特别凸显弗利曼平易近人、笑口常开，即使走在烂泥路上，也若无其事欣然而过，而弗利曼夫人萝丝（Rose）使用中国落后模式的厕所，竟然面不改容。最令张教授感动的是，两老在火车月台赶车时，坚持分工合作提笨重行李，而弗利曼还曾动过两次心脏手术呢！无怪乎张五常在雾中淡淡的阳光下，见到这两夫妇的背影、短短的身材仿佛变得愈来愈高，一时之间竟辛酸想起朱自清那篇曾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名为“背影”的精彩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