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第二十九章 人性经济学家—贝克

贝克在一九八七年那次访台所作的两次演讲，第一次（三月三日）的题目为“经济成长、财富不均，以及人口繁殖”，第二次（三月五日）则讲“政府对家庭的公共政策”。

在为贝克教授高兴之余，个人的思绪不觉回到一九八五～八六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访问学人，与台大张清溪教授共用社会科学那栋旧大楼五楼一间研究室的日子；而贝克教授的研究室也就在我们的隔壁。同样是并不宽广且陈旧的研究室，但见贝克天天埋首书堆、用功至勤，难得的是毫无名牌学者的高傲架势。至今记忆仍深的一幕是，贝克为替《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写那篇比较古巴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专栏小文，却小心谨慎的跟我们探询台湾资料及讨论有关问题。而一九八七年三月贝克首次应邀访台时，富于机智且平易近人的演说，以及参观故宫博物院古物所表现出的专注神情，在在令人印象深刻。尤其他对台北的摊贩、光华商场等等“非正规”（informal）部门经济的浓厚兴趣，认为由这些部门从业者行为之观察，正是了解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线索之观点，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位不尚空谈且关怀人生的经济学者。贝克曾数度来台，台湾对他的印象可能不深，倒是我与张清溪教授在外籍劳工的引进方式上，借用其“拍卖移民进口配额”作为“外籍劳工雇用权配额”在市场公开拍卖，应该比较为国人熟悉。

贝克在一九三０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父母都没受过太高的教育，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兄弟姐妹共四人。不过，贝克生长的家庭所提供的是个充分自由的环境，家中时常激烈地辩论政治议题。他的父母是所谓的自由派，在美国是表示赞成政府应干预公共事务，亦即倾向于民主党的主张，而贝克教授日后却崇尚不同的理念。贝克自认在十六岁以前并不是个知识分子，而只能说是个好学生，对于运动和其他事情较感兴趣，之后则开始广泛阅读，并严肃的对待学业。此种改变的一大动力来自他已过世姐姐的好榜样。贝克曾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系，由于发觉社会学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乃毅然改念经济学，而分别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得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五七～七０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七０年起再返芝加哥大学担任教席；自一九八三年又被社会学系合聘，荣任“讲座教授”；一九八四～八五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而在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之后，即让位给卢卡斯。贝克于一九九二年秋也刚卸任由海耶克创办的崇尚自由、且极特殊的蒙贝勒兰学会会长。

迄得奖当时为止，贝克得到了许多荣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七年所获得的最富学术盛誉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是美国经济学会每两年一次颁给四十岁以下的美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奖项，若无适当人选还会从缺），得到该奖章的经济学者也往往是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者。证诸贝克，诚不虚也。贝克早在一九七二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的院士，一九七五年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其他的诸多荣衔以及各种学会的Fellow等更不必赘述。自一九八五年起，复受聘为《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每个月固定撰写一篇专论。由此一端也可见贝克并不属于纯学院派的象牙塔中人物，对于现实人生、社会现状，以及政府决策都有积极的投入。一九八九年秋季号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中，米斗夫（M. Medoff）的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排名〉（The Ranking of Economists）的文章，根据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五年在全美一二五家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年纪六十五岁以下及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以他们的论文、书籍被行家引用次数的多寡，作为排名基础，贝克高居榜首。而其获得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是最受瞩目的。

在得到诺贝尔奖接受访问时，贝克提到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五个人，四个是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一个是他的太太。四位学术界重要人物分别是弗利曼、史蒂格勒、舒尔兹，以及路易斯，他们都曾担任贝克的老师，对贝克有绝对的影响力。贝克的太太是伊利诺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学术界人士，时常与贝克作观念和想法之交流。贝克育有两女和两个继子，一个女儿是建筑师，另一个从事电影事业；两个继子中，一个是新闻记者，一个是电影工作者。可知没有一位继承其衣钵而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也与贝克崇尚自由相符。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对于自己的子女也认为应受教育、作有意义的事，不论在商界或学界发展都一样，只要是有价值的，任何工作都可以是创造性和充满意义，并且毫无男女之别。

贝克的学术论着极丰，称得上是位多产作家，其论文不断的散见于各种有名的学术期刊。其中主要作品和重要理念，都被搜集在或包含在四本书中：《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1957, 1971）；《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1964, 1975）；《人的行为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1976）；《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1991）。此外，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这本教科书，曾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昭南院士引入台湾，一九七０年代曾有数年作为台大经研所个体经济理论教科书。该书的篇幅以教科书言极少，正文只有两百页左右，但所附的习题却极富挑战性，对于强化学子的思考力颇有助益。不过，贝克的理论精义却主要分见于上述四本书（尤其是后三本）中。

自六十多年前开始，贝克所开展的经济学新方法就对美国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是以经济方法来分析歧视问题，在一九五五年，这种大胆的作法偏离主流过远，虽然有数位极具名望的教授极力推荐，还是在两年之后才被芝加哥大学出版。关于这篇开创性的论文，其出产尚有些趣事和误解。当时贝克的指导教授们以为他要谈的是“价格歧视”问题，没想到贝克想研究的是种族、性别歧视这种被认为属于社会学的问题。此后，贝克即将经济处理方法广泛用来分析“人的行为”。他的经济处理方法的基本观念是：市场均衡、安定的偏好，以及追求极大化的行为。由于贝克的解说，许多当代的问题，如：劳动市场的结构、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个人需求的创造和发展、分配不均的来源，以及社会的交互关系等等，都有极满意的解答。数十多年以来，在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应用上，贝克就至少开创了三项：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家庭理论，以及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的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也应是重要的一种，但若追溯其原创者，却应是舒尔兹，而且在家庭理论中也都利用了人力资本理论，因而不再在此强调）。

在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方面，贝克扬弃“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经济生产和交易环节的最后一环”这种传统的说法。他认为，消费者的行为也跟生产者一样，他们利用购自市场的商品以及自己的时间作为投入品，来生产“满足”（或欢乐、或经济学家惯用的“效用”）这种东西。在货币支出和时间的预算限制下，选取不同的商品和时间组合，以求取满足的极大。这种将时间引入个人行为的分析，系一项重大的贡献，至少可更合理的解释累积商品的行为，以及时间过程中消费形态的变动，而且也使消费者自由的真正意义适切的显现出来。贝克在这方面的新见解，也可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一个有力的答辩。那些批评者（如一九九二年底访台造成震动的盖不列斯〔J. Galbraith，此间媒体译为高伯瑞〕就是顶重要的一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利用广告来改变人们的欲望，而使消费者产生“假的”需求，成为生产者所支配的奴隶。对于产品花样的翻新，批评者也视为资源的浪费。现在，有了贝克的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即用不着在枝节上再去驳斥所谓的“假需求”和“消费者的不理性”；而且，对于旧产品的废弃和新产品的产生，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也提出精辟的解释，使经济理论和工商实务之间有了沟通。

在家庭理论方面，由于有关教育、健康以及个人工作态度的经济研究，都涉及人力资本，再因家庭系人力资本的根源，因而很自然地要对家庭进行研究，贝克又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贝克对于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结婚和生育力（fertility），作了甚为惊人的分析。他将结婚当成男女双方自愿的、合理的选择，这个选择能使成双的情侣的满足水准，高于单身生活，而且又可达到最高。至于生育力的分析，贝克认为，小孩在工业经济社会中可视为一种耐久性消费财，与一般商品一样，能给大人满足；由于令人满意的小孩之相对成本（养、育、住等有形成本和由于抚养小孩而无法工作所牺牲的“工作报酬”这种隐含或无形成本）日渐提高，出生率乃因而下降。更值得强调的是，无形成本几乎可用“时间成本”概括，因为时间成本的递增，生育率乃与时俱降，而且教育与时俱增，也使生育率下跌。这一项大胆的分析法较诸一九五五年提出的歧视理论更受到质疑，各方的攻讦不断出现，不但其他学界的人物提出尖锐批评，连经济学界也是一片挞伐声，尤以被评为将人物化、藐视人类的生命尊严最为严重。不过，尽管受到误解和无情攻击，此种将人口学的一些因素统合到经济体制内的作法；亦即，把生育力当做经济学的内生变数来处理，已使人口理论焕然一新，将人口统计与一般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贝克在这方面的著作，都是利用经济计量法，使一些乍看之下似乎不能量化、不能预测的东西，如爱情、博爱、怜悯、利他行为等等，也有量化和预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