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原富》VS.《国富论》
The Epoch Times
史密斯这本经典的中文译名由“原富”到“国富论”,虽和史密斯的原意背离,但和现实世界却较为相符,此也印证现实人间向下沉沦,社会上充斥争权夺利、冲突、敌对,甚至“人人为近敌”,而“国富论”的译名难免有推波助澜之嫌。
这部经典出版126年之后才被译成中文传到东方,是翻译大师严复(1854∼1921)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译出,无新式标点符号而且是节译;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合作将全文译出,以《国富论》为书名分为上下册出书。196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出版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的《国富论》上下册。2000年时,谢宗林再重译《国富论》上册,2005年,谢宗林偕李华夏合译《国富论》下册。
《原富》这个最先的中文书名,似乎早已被《国富论》取代了。不过,这本经典的《国富论》这个通俗译名却很有值得商榷之处。严复所译的《原富》,是以文言文翻译,无新式标点符号,现代人想必难以读懂,但该书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后,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却大为称赞说:“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何况严复又有“翻译大师”美名,译作自然符合其自订“信、达、雅”的标准,再者“原”在文言文中有“往上或往根源追究”的意思。所以,《原富》这个译名应该是很恰当的,也充分表达原著的旨意,毕竟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这个长长的原文书名,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质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财富”,问题就在“谁的财富?”史密斯明确指出是 “Nations”,关键点就是这个小小的“s”。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夏道平先生(一九○七—一九九五),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上,撰写了〈经济学者应注意的一个小小“s”〉这篇短文,内容是由他写给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这本经典名著,他用严复的中文译名《原富》,却被编辑改为《国富论》,所引发的感想。夏先生说他知道《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在早年中国大陆和后来在台湾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愿用它而乐于用《原富》。夏先生表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会衍生对立的差异,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问题就发生在原著的书名中 “Nations”这个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视。
夏先生郑重严肃的指出,这个小小的“s”之有无,关系到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经济学:是国际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区分。夏先生说:“代表古典学派的亚当.史密斯,失败于他的价值论;而他的伟大处,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于理想中的国际主义;从而他排拒集体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拒国家主义的偏狭立场。所以当他讨论财富问题的时候,他不以一国为本位(尽管他书中讲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国的),而是着眼于多国。因此他在这部书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数式的。”
因此,夏先生认为《原富》这个译名,虽未显示出那个小小“s”所蕴含的国际意义,但不至于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而用《国富论》这个译名中的“国”字,却可能有这种危险。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名词,其本身没有单数式和多数式之分。夏先生强调说,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说他过于顾虑。事实上,当代各国的经济学者,尽管不会不知道李嘉图所发现的“比较利益法则”,但是,其中能够一贯地忠于知识,而其意涵和言论不被政治神话中的“国家”阴影所笼罩者,毕竟还是少数。
夏先生于是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说:“此所以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不是以邻为壑,而弄得国际市场秩序—自动调整的市场秩序,经常陷于混乱。而且在混乱中的对策,不是苟且式的牵箩补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则,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它一时受阻于国界,其终极的后果是大家受害。”
我非常认同夏先生的说法及其疑虑,尤其对照当前的世界,各国都在从事货币战争,也在进行经济战争,新重商主义的“国家经济主义”弥漫全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国际经济谈判司空见惯,自由贸易受到抹黑、讪笑。二 ○○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克鲁曼(P. Krugman, 1953- )刚出道时,由其“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立场,大力针砭“经济国家主义”,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佘罗(Lester C.Thurow, 1938~2016)大力挞伐。佘罗在一九九二年春出版的《世纪之争》( Head to Head)一书畅销全球,被克鲁曼认为与该书副标题“一场即将来临的经济战争”密切相关,该书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及许多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可见“经济战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普受认同。本来,将经济“竞争”比拟成“战争”,是“非经济领域人士”的习惯,优胜劣败的达尔文(Darwin, 1809-1882)进化论也不适用于经济界,但佘罗这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竟带头鼓吹,这对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反动。正如克鲁曼所言: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把国际贸易当作与军事敌对相似的战争观点,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是有许多贸易冲突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实,这也是各国政府决策者、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看法,也就是这些地位关系重要的人士抱持“贸易是类似军事战争”的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竞争是互利的道理”故意无视或全然无知,于是“商战”不但在舆论上居绝对优势而流行,也表现在竞逐“国家竞争力”上,致使“贸易保护”成为常态。其实,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的论点及主张,是亚当.史密斯反对,甚至要破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