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传奇】香港哲学教授张灿辉的生命转向

“可以说我一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一个是1969年爸爸的死亡，让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从建筑系改到哲学系。另一个就是2019年，香港的死亡，让一个快到晚年，70岁退休的老翁，突然间逼我离开香港，变成一个自我流亡的知识人，这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香港中文大学前哲学系主任张灿辉教授感叹道。

张灿辉出生在1949年，是“战后婴儿潮”的年代，那个年代的香港重光，从日军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在英国统治下日渐恢复生机。他的妈妈在14年间生了10个孩子，可惜有两个孩子夭折，他排行第三。年纪轻轻他就见证着自己的亲人离世，“他们叫我三哥，二姐很早就去世了。”当时的他想不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方向会跟生命教育息息相关，大半生都投身于中西方生死哲学的课题。

回忆童年，张灿辉自嘲是“街童”一名，油麻地官涌街市就是他的成长空间。他忆述，当时他住在与六个家庭合住的公寓里，没有独立的浴室和洗手间，要到街市附近的公众浴室沐浴，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要到公共场所解决。“我们个个都是穷的，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特别的礼物，没有特别的玩具，玩具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找回来的，都没有人管我们的。到时间吃饭了，就回家吃饭，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因为家里的空间太小了。”

当时张灿辉的父亲一个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爸爸那时候在市区的一间茶居做事，他有份做股东，妈妈就是家庭主妇，每天在家做家务，照顾家庭。”父亲对工作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忙到夜晚十一点才回家，十分辛劳。

“穷家人一砖腐乳就可以一餐饭，我们那时候去廖孖记买腐乳和豆腐花，甜的也可以，咸的也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张灿辉描述，当时他住在街市楼上，街市旁有间纸扎铺，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纸扎铺帮忙装订通胜，给自己赚一些零花钱。没想到这个技能在多年后还能用得着，他到德国读书时，需要影印很多资料，将这些材料装订成册，靠的还是年少时期装订通胜学到的经验。

在兄弟姊妹中，张灿辉是最擅长读书的一个，他就读伊利沙伯中学，后来考上港大。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很高的天赋，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他很勤力，而且与当时香港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的香港是自由、公开、开放的社会，尤其是在离开了大陆和台湾的所有政治的纷争之下，容许我们这样自由发展，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最多的机会，不用靠家里，不用靠背景，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他对比现在的年轻人，不由感到伤感：“其实现在他们就算读完书，社会上有太多大学生、博士，就业机会和我们相比少了很多，面对的问题比我们当年多，我们当年是百废待兴的时代，很多东西可以做，只要你肯做、肯读，就行了。”

“穷人孩子早当家”，随后的日子里，张灿辉很早就挑起重任，他半工半读，在夜校当老师，并给学生补习，一个星期补两三堂课，为自己赚取学费。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位大学生。谈及六十年代从小就靠自己双手赚钱的日子，张灿辉并不觉得非常辛苦，反而十分怀念当年只要勤力就能生存的时光：“在六七十年代，只要肯去做兼职，在生活上都不是什么难事，那时候读大学的人也不像现在那么多。我觉得那时候香港有很多的机会，尤其是六十年代是充满了发展的机会，慢慢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奇迹，香港的奇迹就是在香港人奋斗之下，建立起来的成就。”

1969年，张灿辉经历了青年时期最大的一次创伤，若说童年时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这一次是切身体会到死亡是那么近。那时他刚刚考上香港大学建筑系，家中就传来父亲被小巴撞死的噩耗，竟然是在一条不准驶入的路被撞倒，抛下妻儿撒手人寰。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还有好几个正在读书的兄弟姊妹，母亲又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命运到底在开什么玩笑，让父亲就这样毫无交代地离开。青年时代的张灿辉，内心充满了对人生的疑问，追问着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不确定性，渴望对生命有所解读，哲学就成了他当时最向往的议题。于是他毅然决然选择转系，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读哲学。这一投入，就是人生四分之三的日子，从学生到教授，他的生命都浸濡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