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应对中共宗教战争之路(一)
The Epoch Times
在香港,当地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于去年逮捕并起诉了备受尊敬的荣休主教陈日君。2019年,数百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出台引渡法;该法使得中共当局可以在香港任意逮捕异议人士并将他们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因此被外界称为“送中条例”。陈日君主教和其他知名天主教及新教领袖都公开支持了抗议活动。
中国人本能地认为,其现有的主要宗教信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从印度和西藏传来的;伊斯兰教是随着贸易往来和人口迁移、通过陆路从中东传来的;而亚伯拉罕诸教中的另一教派——基督教,则是从欧洲和美洲漂洋过海而来的。在中共领导人和许多汉族民众看来,这些信仰是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外国势力”。
自相矛盾的地方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是通过(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强加给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颠覆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信仰,而且在演变成毛泽东思想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教,毛泽东则成了“救世主”。
这并非偶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党代会上说,“真理在他们手里。”1970年,这位所谓的“伟大舵手”对处处为他辩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个人崇拜是“克服3,000年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所必须采取的策略。
但是,在毛泽东带领其部队走上最终助其掌握政权的“长征”时,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信仰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宗教,而是基督教。该教是在受过西方教育并于20世纪初协助推翻大清王朝的现代主义者的推动下,在中国兴起的。
不过,多数中国民众并不欢迎这一新事物。当时在汉人中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
因此,这就成了习近平呼吁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依据。这是他迎合民族感情之举,当然是出于私利。2021年1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说,“要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
在奥威尔式的“民主”说词掩盖下,习近平的声明揭示了其(宗教“中国化”的)真实动机:即对民众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监督”本来是一个温和的词,但习近平所指的“监督”,实际上是对天主教会的严格控制,对新教徒的进一步压制,继续严厉对待西藏佛教徒,以及残酷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谴责基督教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列强”派来“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的。1949年,毛在与一位苏联官员会面时加大了攻击力度,暗示传教士活动是中国的“污点”,将受到“扫荡”和“清洗”。他并把美国人在华传教和开展慈善事业的行动称为“精神侵略活动”。五年后,毛泽东在会见达赖喇嘛时对他耳语,说宗教是“毒药”,并拿西藏和蒙古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