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撤映风波的五个启示

香港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因拍摄伦理风波引发巨大争议，持续占据舆论焦点，事件暴露了权力不对等和伦理问题，也意外地成为港人在当前政治气氛下的情感投射。

香港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因拍摄伦理风波引发巨大争议，持续占据舆论焦点，事件暴露了权力不对等和伦理问题，也意外地成为港人在当前政治气氛下的情感投射。BBC中文访问多名纪录片导演及学者，梳理出五个引人思考的问题。

《给十九岁的我》由香港72岁的知名导演张婉婷执导，受其母校、老牌名校英华女学校（Ying Wa Girls' School）委托拍摄，原意是记录校舍迁址的变化，为重建工作筹款，后来演变成一部以该校六名千禧年代出生、背景各异的女学生为主轴的人物纪录片。

该片制作历时十年，追踪拍摄六人从中学到大学的成长过程，时间上横跨2012年“反国教”（反对国民教育）示威、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等多场社会运动，侧面记录了香港过去十年的时代巨变。团队耗时三年剪接，把30万小时的影片素材辑成136分钟的电影版。

该片最先在2021年底于校友圈子内部放映，2022年举行多场包场放映及优先场，票房超过700万港元，好评如潮，更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最佳电影奖。张婉婷受访时指看到“不少影评都反应正面”，认为对片中女生不构成伤害，决定将影片公映，2月2日在全港各大院线上画。

转折点发生在今年1月底，前记者吴芷宁在社交平台发表观后感指该片“好看但有点不舒服”，质疑导演太强势并有剥削学生之嫌，引发大众关注当事人权益。2月4日，片中主角阿聆、阿佘陆续在《明周文化》发表“万言书”及受访，控诉校方和片方不尊重学生私隐，在拍摄及公映问题上对她们进行误导和施压，指责导演为了拍戏“将你的快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

事件震惊全香港，此前的一致好评瞬间转为对制作单位排山倒海的抨击，英华女学校校长和张婉婷随即公开道歉，2月6日起暂停公映。事件更上升至社会公共事件，港府官方机构包括私隐专员公署和教育局均介入。

1. 纪录片伦理与权力关系

“每个人都要求删这段、删那段的话，纪录片便剪不成”——这是导演张婉婷拒绝六位主角看定剪（final cut）的理由。直到《给十九岁的我》在校内活动放映，学生才在大银幕上首次观看。女生阿聆在自白中透露，她观看后情绪不稳要求医，医生诊断以她的状态来看，电影不适合公映，但导演坚持把影片送往电检公映。

纪录片导演、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高级讲师应亮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直言，张婉婷的做法违反操守，人物纪录片的行规是放映前必须给主角看，如被拍者要求删剪片段，导演要当场做承诺；若对方要求不放映，则双方可协商。“如果你很舍不得你的片，你可以问她可否不做商业放映，只做电影节，或只在外地放，这些都可以谈。如果他百分之一百不愿意，那就真的不能放，这条底线很清楚。”

他认为《给十九岁的我》是人物纪录片的“典型失败案例”，操作上犯下低级错误，反映导演缺乏自觉，没意识到被拍者是共同执导（co-direct）。“比如被拍者会打电话给导演说几天之后有事情发生，你来拍吧——那其实他也是导演跟编剧。作品不全然属于导演，而是一种合作，拍摄者必须认识到：你是导演不到别人的生活的，你只是加入了你的观点、态度，和你的专业给你的敏感、结构技术能力而已，如果没有别人的生活，你根本完成不了你的创作。”

研究摄影伦理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郭力昕说，纪录片道德一直是棘手的问题，因为是用别人的真实去进行创作，双方关系并不对等——不只是采访、受访的不对等，也是一个懂影像、一个不懂影像的不对等，“被拍者不一定理解影像的意义怎么被生产出来，可能连自己怎么受伤都不知道”。

他说，在权力悬殊的情况下，只能够依赖导演的道德和良心把关，但很难把持。“今天一个导演用意良善，希望藉着几个人物给广大观众启发和反省，但是他可能要跟那些在剥削题材、宣称要给社会什么讯息的人竞争市场和观众，而那些人又很辣——在弄一些非常煽情的东西，你就可能降低你的底线，道德的底线越来越松——所以给受访者看过、有他的同意权就更重要了，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门槛。”

2. “同意”只是法律问题吗？

香港法律没有肖像权，片中主角揭露校方当年称拍摄目的是制作DVD供筹款用途，在她们就读中一、年仅12岁时要求家长签下同意书。该文件只有半页，允许导演拍摄学生在校内外情况，摄录队有绝对创作及剪接自主权，版权属英华女学校所有，同意校方用作出版、放映、广播、公开展示或分发之用途。

在片中，张婉婷没有掩饰一些女生拒绝拍摄的镜头，甚至用旁白指她们拒拍是因为踏入“反叛期”。有主角事后透露，制作团队以同意书具法律效力为由施压，有同学由中一哭诉至中五才获准退出计划，学生都自嘲是签了“卖身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