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党主抗疫与民主抗疫之面面观

每年的六七月分，都是官媒的躁动期。喉舌们在每年的这段时间里都会开足马力，大书特书中共的伟光正形象，为庆祝中共的七一建党日而不遗余力地谄媚献殷。在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抗疫期间，官媒更是在每年的这段日子里不遗余力地利用中共强制“清零”的效果，极力鼓吹中共的所谓制度优越性。眼看疫情后中共的第三个党庆日又要来临，不妨就与官媒凑个热闹，谈谈党主抗疫与民主抗疫这两种不同的抗疫模式的优劣与异同。

所谓党主抗疫，即由中共党所主导的抗疫模式。

所谓民主抗疫，则是在民主制度下由民意所主导的抗疫模式。

集权专制的特点，是其从上到下贯彻执行最高指示的高效性。而民主制度的特点，则是各级政府对所属辖区治理的高度自主性。在过去两年多的全球抗疫过程中，这两种制度的优缺点在抵抗疫情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共的体制下，当大规模疫情出现的时候，中共的各级官员往往最先想到的是请示领导，层层上报，等待上级的指示，体现的是其体制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的特点。面对迅速扩散的疫情，各级官员们束手束脚，在疫情的处理上仍然延续着在极权体制之下长期养成的所谓“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办事方法。官方甚至对民间类似于李文亮医生所发起的抗疫自救活动进行打压，对类似于陈秋实和方方等公民记者的志愿报导进行封口。导致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使后来全球的抗疫处在极其被动的境地。

反观民主国家，各级官员都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州长不是总统任命的，市县长也不是州长任命的。各级官员只遵守上级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却不用接受上一级官员的指令。美国的州长如果不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只能将他告上法庭，却无权撤换他。州、市、县各级官员的关系也都如此，他们只会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没有服从上级政府行政官员指令的义务。抗疫期间，各级官员针对自己辖区的具体疫情和选民的意愿，灵活采取有效而符合民众意愿的措施，各级官员完全能在全国的抗疫方针与辖区民意之间做高度自主的协调，根本就不需要等着最高机构“定于一尊”。

在过去两年多抵抗疫情的努力中，西方世界的抗疫实践从最初毫无准备地临时应急，通过各级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充分协调与对话，逐渐走出了一条人类与病毒真正共存的道路。而中共的抗疫模式至今仍停留在最初的封城、封区和封楼，然后就在画地为牢的环境中等着病毒被饿死这种一成不变的僵化套路中。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在抵抗疫情的实践上所走出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表达民意和制衡政府权力的公器。而在中共的体制中，媒体则是党对民众进行洗脑的喉舌和宣传机器。媒体在不同体制之下不同的功能，在这场全球抗疫的努力中充分显示出了其完全不同的效用。在中国，各级官方媒体对“定于一尊”的服从性，远比各级官员还要更强。各级官媒黑箱作业，一律按中宣部的口径报导疫情，中共统治的稳定成为决定媒体如何报导疫情的最高原则。而在民主国家，媒体则是各级政府和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疫情的最有效管道。

在疫情的初期，中共官媒为维护中共统治的稳定，集中报导武汉公安对李文亮等八名向公众通报疫情的医生的处理，将早期民间对疫情自发的认识定义为造谣生事和传谣扇动。而在后来，官媒则不断用强制“清零”所带来的抗疫效果证明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天，官媒的这种宣传方式终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既然清零效果成为了中共所谓道路自信的证明，那么清零就不再是一个卫生健康问题，而变成了一个中共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的政治任务。 即使与病毒共存在海外已经成为一个成功抗疫模式的今天，清零仍然是中共不惜付出经济衰退和民怨沸腾的代价也要达成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