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政治强人习近平主政的当下中国，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如何被扬弃的。

1979年1月，邓小平的车队行驶在华盛顿街道上。两边人群产生奇妙分野——一边抗议者挥舞着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一边抗议者则是狂热的美国左派，他们认为邓背叛了毛泽东的革命。甚至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人因高喊“毛主席万岁”，而被强行带离。

势成水火的两股势力都在反对邓小平，反对的理由却又显得十分充足——邓访美一个月前，台北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大洋彼岸电话吵醒，得知美台断交；此前不久的北京，邓掀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斥责在“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此后18年，更多矛盾在邓小平身上持续呈现。他反对“两个凡是”，努力使文革后的中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但却又极力避免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官方文件中给予毛泽东积极的历史评价。邓小平是政治斗争中改革派最有利的支持者，甚至是培育者；但面对诉求民主的学生，他却下命令“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务实推进经济改革，塑造此后几十年的改革方法论；但他也曾强行推“物价闯关”，导致全民抢购潮，诱发通货膨胀。

改革之路，矛盾丛生，也让各方对邓的评价不尽相同。中国官方语境将他形容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手缔造今日经济奇迹；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图纸，不如说，邓小平全面领导转型过程的总经理；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则认为，“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邓更像是改革的“教父”，他临阵督战，抵挡四面八方的反对者；曾出版赵紫阳回忆录的鲍朴更认同台湾学者钟延麟的观点，认为邓小平实则是毛泽东的“副帅”，并得出“主事在毛，成事在邓”的结论。

哪个历史评价更公允，需要时间的持续检验。但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能做的是重新观察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细节；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政治强人习近平主政的当下中国，邓小平的改革遗产是如何被扬弃的。

“西单民主墙”与六四事件——自由的尺度

1978年，入冬后，中国北方万物冰冻，而思想的解冻却在江湖和庙堂两个层面，同时发生。

庙堂之上，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原本议题是农业及之后两年国家发展计划。会议刚开两天，政治气氛迅速改变。与会的210名高层干部，纷纷发言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对“四五”事件定性表达不满。舆论汹涌，以至于叶剑英劝华国锋顺势改变。

这次气氛的转折，为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执掌政权提供条件。傅高义引述党内老领导评价，“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江湖之中，也发生着微妙而剧烈的变化。工作会开始后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登载“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抄，还批评对毛泽东的迷信为“现代迷信”。时任副主席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停发行，却被人一页一页地贴上天安门西边几百米的灰砖墙上。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

“西单墙”恰为我们提供一个对于邓小平心中自由尺度的绝佳观察点。

政治气氛转向，民间与高层相呼应，一度为邓小平所乐见。11月28日，邓在回见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时称，“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他还进一步反问，“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一个月后，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3月25日，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直接点明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三天后，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第四天即逮捕魏京生。

傅高义猜测，“西单墙”曾为邓的政治理想提供燃料，因而被他容纳，甚至鼓励。随着言论触及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他断然压制。一位前省委书记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民间思想的一次喷发就这样骤然遇冷。邓小平意识到政治言论需要红线。魏京生被捕后一天，邓小平发表讲话，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