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梅：一个国家是如何对生命冷酷

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遥远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从它面前走过，久而久之，便不再觉得需要解释。

那是一个生育不再属于家庭，而被国家接管的时代。是否“响应号召”，不仅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也决定一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正是在那个阶段，生育权开始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交到了国家手中。

而我，是在那样的制度背景下出生的人之一。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个本不被允许存在的生命。在计划生育的逻辑中，我不是孩子，而是“超生”“违规”“必须处理”的对象。母亲怀上我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她被迫挺着肚子四处躲藏，逃避随时可能到来的强制引产。

在村庄的墙上，写着刺眼的标语：“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不是宣传，而是赤裸裸的威胁。政策执行者找不到她，便闯进家里抄家、罚没财物，甚至用折磨牲畜的方式逼迫她现身。那一刻，我的生命是被追捕的。

后来，她被抓到卫生院，等待引产。没有选择权，没有征询意见。在制度眼中，她是“违规者”，而我，是一个必须被终止的“数字”。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延误，她在夜里逃了出来，我才得以活下来。不是因为法律，不是因为制度，而是因为一个母亲的绝望反抗。

这不是个案。

在计划生育被全面推行的几十年里，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在许多地区并非偶发，而是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执行方式。女性的身体，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生育，从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层层审批的行政指标。

这套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行，并不完全依赖个人的恶意，而依赖一种高度有效的考核机制。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都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体系中，尊重个体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只需要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