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 ：第二章 台湾自由经济的导师──夏道平先生

为了要让求知欲找到最后归宿，就不能停止在中国固有的“家”的传承，必须从外来的三大宗教之间选择一个来信。此所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夏先生，终于选择了基督教。

本文最初发表于1996年3月5日的《经济前瞻》，系悼念1995年10月23日去世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而写，现今己稍加修改。 哲人已逝

今天的台湾，继“经济奇迹”之后，在2000年“政党轮替”实现后，似乎又已创造了“政治奇迹”，而政治奇迹的具体意义就是“民主政治”的落实。今天的台湾住民可说已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在“言论自由”上不只没有禁忌，还被滥用，因为缺乏必要的民主素养；虽然离理想的民主境界还有一段距离，但成就也是可观的，如今的这项成就之达成并不是很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经由诸多的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在一段漫长奋斗时日之后慢慢来到的。在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1995年12月23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无疑是顶重要的一位。

虽然经济奇迹已成台湾的骄傲，而其基础的奠定则须溯自1950年代的第一次自由化运动，但因在尹仲容先生于1963年逝世后，自由化只施行一半就停顿下来，结果演成今日台湾经济面临极度的不景气。为了因应这个难题，为了再造台湾经济第二春，第二次经济自由化运动是釜底抽薪的办法，这也就是1995年“亚太营运中心”这项被称为跨世纪工程的基本精神，追究其内涵，其实就是“自由经济”。不过，这项方向正确的工作，其进程并不顺遂，不但立法部门难以配合，连主其事的政府部门，其人员也不能作有效地推动。究其原因，自由经济理念的缺乏是关键。第一次自由化运动之所以进行一半，也是自由经济观念欠缺之故，迄1990年代三十多年，成效似乎仍不显着，此正显示“观念”的威力，也显示观念的建立、传布之不易。哲人曾说：“拔除一个信念要比拔除一颗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诚不虚也。而拔除一个信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个信念更不简单，在台湾，自由经济理念的植根工作更要困难百倍，因为我们的自由经济导师实在是太少了，而在稀少人物中，夏道平先生无疑是重要者之一。

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这两者之间关系异常密切，但同时两者兼具的人物却极稀有，夏道平先生却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夏先生并不十分出名，但其学养和将有如涓涓细水长流深远影响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理念的耐心传布，却让我们不由得对其得道历程，以及终其一生得以坚持一贯理念的精神甚感兴趣。而其在颠沛流离、白色恐怖年代就能秉持自由经济理念痛批时政，却能免于牢狱之灾的奇异遭遇，也令人觉得好奇，他究竟如何成就其典型的呢？

夏先生在1907年5月诞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保安镇的一个九代同堂大家庭里，是父母的独生子，全镇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开店铺做生意为生。他的家算是一镇的巨富，也是地主阶级，因而请得起家塾老师。在四位老师中，长于词章学、作文讲究谨严的桐城义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启蒙作用，夏先生写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其布局、结构、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在因缘际会中，夏先生以“同等学力”考进新制学校，之后于1929年考进武汉大学文预料，两年毕业后直升到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起先被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先生教经济学，所教的正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三年级时又被这位先生教授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的那套经济政策；因此，夏先生自认在起步念经济学时，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

还好的是，到二、三年级，适时被好几位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导正，特别是教授西洋经济思想史和西洋经济史的任凯南老师，他也是夏先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武大毕业后，夏先生留校当助教，本想趁机多读些书、学好外语、准备公费留学考试，奈何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在这动荡八年中，武大迁到四川，夏先生也随着到后方，但也同样逃不掉惨遭重大轰炸的命运。在几次死里逃生之后，觉得现代战争没有前后方区别，乃毅然离校到洛阳前线任一文职军官，到抗战后期转回重庆，任职于“国民参政会”。就在国民参政会的这一阶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经济的思路。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民意机关，据夏先生的回忆说，当时政府所遴选的参政员，的确是各界、各党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学术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议的名流，大都在内。在这样一个论政机构中的工作者，只要心灵没有自我封闭，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会吸收或多或少得以抗拒种种反自由的政治神话之抗生素。夏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任职的单位叫做“经济建设策进会”，该会的组成人员是几位参政员，经常主持会务的是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震先生，夏先生当时的职位是会中研究室主任。当时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审阅民间陈情申诉的文件，加以签注拟办意见而已。虽然由于工作业务，得以对当时经济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认如，但对经济管制本身之必然为害，夏先生却没有深一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