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第五章 金融海啸声中缅怀蒋硕杰院士

所以，可说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货币过多”和对“货币角色”误解惹的祸。说到这，我不禁怀念1993年10月23日去世的蒋硕杰院士，也为他生前未能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叫屈。因为他毕生就是在捍卫“货币的本质”，紧守“货币为交易媒介”，要各国央行严控货币数量。终其一生，蒋先生始终坚持货币是“流量”而非“存量”的基本观念。

简单地说，包括那次的金融风暴，源头都是“信用败坏、人心沈沦”，将金融或货币的本质扭曲、毁坏，于是原本作为“信用工具”或“交易媒介”的金融或货币，回过头来酿成巨祸，使市场机能受到严重的创伤，甚至于无法运作。由所谓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人们在“杠杆原理”的催眠下大肆进行金钱游戏，大演“五鬼搬运”戏码，造成偌大金融泡沫，于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不对称。2008年时，全球金融衍生工具总市值估算超过681万亿美元，实际上全球的GDP还不到60万亿美元，所以虚拟经济可以无限放大很多机构的资产，这个资产反过来又可以扩张他的信贷，这样一个过程非常危险。比如说杠杆投资，它可以放大到二十倍到三十倍。三十倍如果下降到3%的话，其整个本金投资就会消失掉。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级债金融产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其有可能减值的“问题资产”为71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它的缓冲资本32亿美元，两者的比率高达2：1，于是当房屋滞售、价格跌落、信贷紧缩时，这个有着158年悠久历史的投资银行，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

所以，可说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货币过多”和对“货币角色”误解惹的祸。说到这，我不禁怀念1993年10月23日去世的蒋硕杰院士，也为他生前未能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叫屈。因为他毕生就是在捍卫“货币的本质”，紧守“货币为交易媒介”，要各国央行严控货币数量。终其一生，蒋先生始终坚持货币是“流量”而非“存量”的基本观念。

货币流量之说就如同视货币为人体的血液，流动不已，让经济体系动态地顺利运作，而经济体系的运作当然是无数的“个人”之交互关系、或交易行为的持续不断进行。说得白话些，货币是当“交易媒介”之用的，应采用“狭义货币”定义。蒋先生这么说：“……我所以坚持要用狭义的‘货币数量’的定义，其理由是在通货膨胀威胁之下，货币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会再被广泛的用作‘价值的储藏工具’了。同时也只有狭义的‘货币’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储蓄性存款，虽然可以用作‘价值储藏工具’，却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须转换为‘货币’才能用以购买或支付，与其他‘票据’等并无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张不可将储蓄性存款与狭义的货币合并在一起而统称之为广义的货币M2。”

流量概念或狭义货币，就是只承认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功能，货币是需以生产或服务行为的价值作后盾，本身并无价值，蒋先生又说：“在通用货币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制货币的国家，一般人民及厂商要想得到一些货币以供行使之用，必须先从事一种生产或服务行为以赚得相当价值之货币。其所赚得之货币，即是他对国民生产的贡献之指标。他们以如此赚得的货币来购买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应得的成果。”

可惜的是，蒋先生的理念并非主流，于是让货币的面目模糊，各种金融商品大肆炒作让膨胀不已的虚拟经济形成金融泡沫、不断荼毒人类。让人难过的是，由政府纾困、救市频频循环出现，可知人类还是没从历史得到教训，依然误解货币、滥用货币、滥发货币。如此，金融风暴怎会止息？在叹息声中我不禁更怀念起蒋先生来了！

蒋先生是一位终其一生执著一贯理念，且能不计毁誉的学者，我们当然对其心路历程深感兴趣，更想知道他为何得以参透并揭穿流行的凯因斯理论之谬误。尤其，在全球的经济学界，能占一席之地的华人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蒋硕杰先生却毫无疑问的，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的文章多次出现在国际第一流的专业杂志上，成为无数后学者必读的经典之作，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一，因此，更加强我们想了解他的期盼。底下就先由蒋硕杰的生平谈起，再谈他给我们的启示。

蒋硕杰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湖北省应城县，幼年在中国接受小、中学教育；一九三三年留学东京，阴错阳差的进入庆应大学经济学系就读。中日战争爆发后返回中国，一九三八年转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次年发生欧战，伦敦政经学院迁至剑桥，借剑桥大学园地开课，蒋硕杰也因而得以兼听到剑桥教授的课。一九四一年得到伦敦政经学院“科学学士”，一九四五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获得该校之“赫其森银牌奖”（Hutchison Silver Medal）。一九七五年再凭其历年发表之著作，荣获“科学博士”（D. Sc.）学位，一九八五年更获选为伦敦政经学院之“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 of 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