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看雄安的选址失败

中共的治国就如同烙大饼，翻来翻去，疫情清零如此，雄安选址也如是，投资建设前没有小心论证，真正出事后也不会有人承担责任，损失的都是那些从北京搬迁出去的市民和企业。

这个雄安地势低洼到什么程度呢？北京地区平原部分的海拔高度是20-60米，天津仅靠渤海，平均海拔高度是5米，雄安与天津距离约100公里，而雄安地区的海拔高度仅为7-19米。正常水位为7米的白洋淀属于大清河、海河水系，沿着大清河下行100公里才下降两米到达天津，比降仅为万分之零点二，真的是下行不畅，如果上游洪水稍微大一点，而洪水又不能通过大清河下泄的话，那立刻就会冲垮堤坝形成洪灾。

那么白洋淀的上游是什么情况呢？形容白洋淀上游来水的名词叫做：九尾下注，就是它汇集了上游的九条河流，而这九条河流大多来自紧邻的太行山脉，流域面积高达三万多平方公里。华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的雨水基本来自于夏季，几场夏季暴雨就可以完成全年的雨水配额，山区降雨地面径流比例很大，携带泥沙的急流冲到山前平原就汇入到白洋淀中而又不能及时下泄必然酿成大的洪灾，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水患不断的原因所在。

那么，历史上雄安一带水患猖獗到什么程度呢？安新县因为紧邻白洋淀，有“十年九涝”之称，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自东汉以来，见于文字记载的水灾多达300多次；从1883年到1982年的100年内，大涝18次，平均5-6年一次。1963年海河流域大洪水的时候，白洋淀水位从正常水位7米上升到10.5米，水域面积从正常的300平方公里以内上升到1300平方公里，现在的雄安新区范围可以说是一片泽国，完全成了水晶宫了。

1980年以后，这一带的洪灾的确减少了很多，从1982到2018年间，总共只发生了9次洪涝灾害；而在1997到2010年间连续14年未发生上规模的洪涝灾害。主要原因是白洋淀上游河流兴建了6座大型水库和90多座中小型水库，正常年份的降水完全在上游被截留，到白洋淀已经所剩无几，此时的白洋淀面临的问题是多次干涸、严重污染、动植物灭绝的问题。中共为什么敢于在雄安新建超级大城市，估计也就是认为上有大水库拦洪，下有团泊洼、北大港水库等分洪蓄洪滞洪等设施，从此可以安枕无忧了。

然而中共忘记了两次教训。一个是2012年7月21日到22日的北京，一天之内，北京市全景内平均降雨达到了164mm，而房山地区平均降雨量达到了460mm，超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值，结果造成了拒马河决口泛滥，城区内的桥梁涵洞倒灌，政府宣告有79人死于这场灾难，但是此等数据根本没人相信，因为拒马河上游正是北京著名的山区旅游景点十渡所在地，当天是周末，有大量民众游玩，民间估计至少有上千人死亡。

另外一个教训是2021年7月20日的郑州大水。与北京7.21大水相似，郑州市在7月20日傍晚1个小时内降下了201.9mm，打破了中国陆地降雨强度的极值，更为糟糕的是，上游的常庄水库在大水逼迫面临溃坝的风险时，未通知下游即开闸放水，造成下游的郑州河流倒灌城市地铁和道路，造成大量的伤亡。可见在出现极端暴雨的情况下，上游的水库反倒成了下游的大麻烦，搞不好给下游带来灭顶之灾。

不管气候变化是否与人类的碳排放是否相关，但气候变化是不争的事实。气候变化不仅意味着全年平均气温上升，更意味着极端高温、低温、干旱、洪水、飓风等大量不可预知气象现象的突然发生。我们从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尤其是华北和江南一带的天气数据中，明显的看到了这种趋势。那么，反过来在这种极端天气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再看雄安新区的选址，就知道这是在冒一个极大的风险，“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在所谓的千年大计的治国方略上出此险招，以后的棋就难下了，稍有不慎，必然满盘皆输。根据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的研究成果，安新县暴雨量达到177mm，雄县暴雨量达到208mm就会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研究者认为这些事件都是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但在当前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过去的概率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否则怎么解释北京的涵洞内涝设计是按照10年一遇，而事实上差不多是一年一遇了。

中共的治国就如同烙大饼，翻来翻去，疫情清零如此，雄安选址也如是，投资建设前没有小心论证，真正出事后也不会有人承担责任，损失的都是那些从北京搬迁出去的市民和企业，当然，北京人也不傻，雄安新区一事，较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巨型烂尾项目，也有可能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迁，最后造成一种虚假的表面功夫，我们将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