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日談|第二次啟蒙:從「獨白」走向「對白」的時代
Ta Kung Pao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國際秩序震盪。特朗普兩次執政所釋放的反建制能量,特別是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令美國對外政策急劇轉向,也令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制形同虛設。世界動盪不安,俄烏衝突延宕,英國脫歐餘波未平,歐洲大陸瀰漫着一股詭異而焦慮的氣息。曾經自信滿滿的西方,如今陷入了制度性疲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分配正義懸而未決,技術革命與人倫邊界糾纏不清,移民潮與文化認同激烈衝撞,而那張曾被視為普世答案的「民主vs.威權」簡圖,早已無法覆蓋現實的全部灰度。
文/吳志良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國際秩序震盪。特朗普兩次執政所釋放的反建制能量,特別是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令美國對外政策急劇轉向,也令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制形同虛設。世界動盪不安,俄烏衝突延宕,英國脫歐餘波未平,歐洲大陸瀰漫着一股詭異而焦慮的氣息。曾經自信滿滿的西方,如今陷入了制度性疲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分配正義懸而未決,技術革命與人倫邊界糾纏不清,移民潮與文化認同激烈衝撞,而那張曾被視為普世答案的「民主vs.威權」簡圖,早已無法覆蓋現實的全部灰度。 正是在這樣的困頓之中,歐洲思想界開始了一場沉默卻深刻的轉向。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意識到,西方現代性所依託的那套哲學預設──理性至高無上、個體絕對自主、主客二元對立──或許並非終點,而只是人類文明漫長征程中的一段。他們開始帶着真正的好奇,重讀中國的經典,重審中國的實踐,並追問一個根本問題:如果第一次啟蒙是西方的獨白,那麼第二次啟蒙能否成為文明間的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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