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版界背后的美国力量 从50年代移民潮说起

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移民社会，曾成为战乱中的“避风港”，特别是在国共内战后人口激增，文化交流蓬勃。学者柴宇瀚在台北国际书展的讲座中，介绍其新书《左右国共大局：香港第三势力流亡录》，揭示1950年代“第三势力”的活动。他透过解密档案，研究这些在国共之外的组织如何在美国支持下影响两岸局势，展现香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独特角色。

在今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的讲座中，来自香港的学者柴宇瀚博士带来新书《左右国共大局：香港第三势力流亡录》，并以“香港‘第三势力’与移民潮”为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柴宇瀚是香港史学会理事、民国史学会研究员议团团长，活跃杏坛十多年。他走访台湾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及香港历史档案馆等等，阅读大量近十年才解密的文件，抽丝剥茧寻觅一段尘封的历史。回顾国共内战后期流亡香港的华人群体，1950年代起在国共两党以外组织“第三势力”，获得美国的经济支援，在海峡两岸的夹缝中左右大局。

国共内战进入后期，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流亡至香港。他们之中，有人选择定居香港谋求生计，也有部分军政要员希望组织反攻，重返中国大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冷战局势下，策动部分流亡人士组建政治与军事组织，试图利用香港作为桥头堡来对抗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资助下，这些反共、反蒋、反独裁的势力逐渐形成，被统称为“第三势力”。这股势力不仅有军事上的行动计划，也包括政治组织和文化运动，意图在国共之外另辟蹊径，试图影响未来的中国发展。

吸引柴宇瀚博士的历史，并非“第三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事迹，而是出版业务蓬勃发展的一段往事。在1949年至1994年期间，许多知识份子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令香港步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他们成立出版社、发行报刊，出版各类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内容涵盖两岸皆难以公开讨论的议题。这一时期的香港成为华语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使得香港的文化事业达到高峰。

自由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人人出版社、高原出版社、自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再生出版社⋯⋯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出版社背后，其实都有来自美国的经济支持，发行的书籍、杂志、报刊，对香港文化影响深远。例如，曾经出版对香港青少年影响甚深的《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和《大学生活》都是友联出版社属下的刊物。参与其中的文人墨客，他们的言论与精神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心中。《香港文化众声道》对友联出版社前董事总经理何振亚采访中，提到友联社创办的宗旨理念——“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自由”，反共也是刊物的一大方向。

“第三势力”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蓬勃发展，与新亚书院的学术支持密不可分。新亚书院的师生关系紧密，许多教授如钱穆、唐君毅等人，会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优秀学生进入出版界工作。这种推荐制度促成了新亚书院毕业生在“第三势力”出版机构中的大量任职，也使得这些出版社成为自由思想的温床，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推动自由民主的年轻人。

左舜生、易君左、余英时、许冠三、胡越（司马长风），这些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前辈，他们都曾经居住在一个如今已经拆卸的大型寮屋区——位于钻石山的大磡村。

大磡村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客家村，最初的开拓者是明代皇室后人朱仁凤，1715年迁至香港，朱氏家族在此聚居。最初村民以务农为主，附近钻石山矿场开始运作后，村民以采石维生，朱氏宗族的三房子孙共同管理村中十多万平方呎的屋地和菜田。直到193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在大磡村建造飞机库，又建起了半圆形的机枪堡用以守卫启德机场航道。到日据时代，启德机场附近一带的乡村全被拆毁，朱氏宗祠被夷为平地，村民亦被迫迁离。二战结束后，大批中国难民逃难来港，大磡村成为新移民的落脚点，就地取材建起木屋，形成大型的寮屋区。

柴宇瀚博士讲述：“大家来到新的地方，都会一传十，十传百，聚居在同一地，好互相照应。大磡村巧合的住下来的就是一班知识份子，例如左舜生来到香港后，湖南同乡易君左也在1949年避居香港，那时候就互相帮忙，左舜生提供了一个房间给易君左和他太太居住，两人还一起开了间杂货店，名为‘荣康商店’，这些地方都是知识分子相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