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起抬神楼子融入群众——延安时期反巫神中的一次争论

1944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发生了巫神杨汉珠“治病”导致的命案，经调查审理，杨最终被地方法院判刑。鉴于此类巫神犯罪的普遍性，延安的《解放日报》不仅详细报道了该案，还配发了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提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能相容的，必须要开展反对巫神的长期斗争。自此，一场反对巫神的运动在全边区开始了。

在古老的中国，巫神是一类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们扎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与信仰，并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之斗争并不容易。在边区反巫神的实践中，曾经出现两种倾向：鉴于神灵信仰在社会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疫病和灾荒的特殊情形下，巫神法师乘机活动，有些党员干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参与赞助。如陇东分区合水县，区乡干部未认真对待此问题，群众要祈雨派人到区上征求意见，区上同志就无所谓地答复了，这样群众就大胆地抬起神了，还宣传说区上允许了。甚至有党员干部也参与，“六区一乡乡长抬神楼子把肩压肿了，表示诚心”。这种态度或做法，显然是与党的反对巫神的号召相违背。

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不问具体情况，严令禁止类似活动。然而，强迫禁止的“命令主义”同样难以有效，“群众抬神楼子，区政府劝阻不住。在‘下普雨、救万民’的呼声中，神楼子抬出来了。此时，党员干部强行阻止，很可能会造成群众的逆反，最终疏离了干群关系，影响了群众对革命政权的信任。”

还有些地方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政府并不采取当场禁止的办法。“为使群众认识‘没有神，更不会造雨’的道理，干部们了解情况后，和群众一起抬神楼子，准备在适当时机说服教育群众。群众抬起神楼子，跑了几天，疲劳不堪，而天仍不下雨，地里的洋芋却快被害虫吃光了。”他们认为，通过一起抬神楼子融入群众，用客观实际再去教育群众，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几种不同的做法，体现了革命时期反对巫神及其迷信运动中的两难。群众对神灵有很深的迷信，巫神法师的活动就具有了相当的“民意”基础，这时简单地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禁止群众活动，只能适得其反，使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不符合群众路线的要求。然而，党员干部对巫神治病、神楼祈雨等不问是非、不闻不问，甚至默认许可、积极参与的“尾巴主义”，显然也是违背了党的宗旨和要求。

对于党员干部参与“抬神楼子”的个别做法，曾一度引发讨论。靖边县干部学习组阅读了相关报道，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他们意见认为，“抬神楼子祈雨，不论其形式和内容，纯是一种最落后群众的愚昧表现。对于它，应区别于一般群众赶庙会的求神拜佛。因此，我们对于抬神楼子祈雨的态度，就没有参加进去的必要。”在他们看来，这种参与未必能起到反对迷信的效果，有时适得其反，比如抬神楼祈雨真的成功了，就更不好说服群众。

然而，安塞固塔村干部“抬神楼子”，却是破除迷信的范例。因为他们事先研究了祈雨的过程和内情，团结了一些积极分子，事后用具体事实说服群众，使群众觉悟提高。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不是要不要参与这一形式，而是党员干部自己的思想觉悟，如果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了迷信问题，那通过参与抬神楼子的形式，反而能更好地走近群众，便于更好地进行说服教育。

无论出自进步文化自觉的强迫命令，还是任其发展或无原则参与的“尾巴主义”，都不利于破除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