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字见人 透字见史——从《字说中国》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法

古文字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因为地下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同时因为方法上科学化的不断推进而得以面目一新，日益成为显学。从事其间的人数，虽然不能与中国文学、史学这些大的学科较量，但毕竟已蔚为大观。大国巍然雄踞，外人则往往慨叹壁立万仞，不得门径而入；在城门外向欲登城楼一观的热忱学者制售假门票的黄牛贩子，却趁机钻了不少空子。这就是古文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与普通读者之间关系脱节的现状。

最近，出版行业的有识之士提醒业内：“新材料到底带来了什么助益？提供了哪些新认识？解决了学术上的什么难题？在具体的个案问题研究基础上，我们还缺少通贯的、综合性的研究；很多选题过于细碎，虽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价值和意义确实有限，难以再提高一个层次，放在稍微宏观一些的视角下来审视，更不要提在文明史、整体史的框架下来考察它。这也就决定了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看似很热闹，但是很难出圈。”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出圈”，不但依赖着通贯、综合性的高层次研究，其实也需要做大量面向一般阅读者的普及性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可以是不同的人承担的，但在我看来其实最好是由同一拨有能力的人去做。作为由纳税人供养的专业研究者，这是我们对学界、社会应当肩负起的责任。

应该承认，分析介绍文字构造理据、纠正汉字说解中俗见谬说的普及著作，目前也出版了一些，同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趣谈》，我印象中是导夫先路者。这类著作基本以纯文字学为本位，当然有其重要价值，但我总感到类似读物还很难满足读者通过汉字本身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的强烈需求，只能说是古汉字普及的路径之一而已。2019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九个汉字里的中国》，选取九个比较典型的、与中国文化思想史密切关联的汉字为突破口，比较深入地介绍古汉字和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些知识。出版后读者反响不一，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至少从普及的角度反思，对普通读者不够亲和、不太有可读性。古文字方面的普及著作很不容易写，高不成、低不就往往是这种书的宿命。这是我作为曾经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从业者的由衷感慨。

当我读到陈文波书稿的时候，我觉得他在普及这方面确实做得比我更花心思。全书大致具有三个方面的优长：

第一是文笔清润可读，而决不矫揉造作地故作幽默亲民状。很多从事专业研究的人，长时间受到专业的规训与熏染，很难不被学术化的文风左右，加上学术专业之外的阅读少，更加重了这种习气。有些普及之作似乎是要努力表现出一种幽默轻松感，却给人以故作讨喜状的尴尬，这种斑衣戏彩的老莱子的窘境，在本书中是没有的。这可能得益于陈文波平时经常从事各种写作，以及他比较广泛的兴趣与阅读范围。见识得多了，视野拓展了，手底自然容易轻快自如。

第二是专业性的保证。陈文波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受过较为严格的文字学与古文字学训练，博士阶段正从事宋代金石文化的研究，他始终没有放下对与古文字相关的前沿知识的跟踪与阅读，而且对中国历史文化又抱有热忱。因而，这本书透字见人、透字见史的尝试，就没有在学术上落空。比如谈“明”字的地方，从古文字说解穿越到李白《静夜思》、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应合了诗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境，给人以方块字与方块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之间的通感式启迪，是极佳的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法。实事求是而言，古文字的不少考证说解尚有不同看法，全书虽然择取的绝大多数都是确凿的例子，但即使是常用字总也还有未能定论的。

第三是图文并茂，字形准确雅观。汉语古文字非纯记音符号系统，有大量的表意成分，所以许多古代留存下来的古人生活图景，正可以与古代汉字互相印证，这是“字说中国”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举凡帛纸书画作品、铜器装饰图像、汉晋祠墓画像、瓦当拓片、考古线图，以及各类出土日用实物的照片，在书中大量呈现，读者也因此获得文字之外的各种古代文物知识。这方面的资料当然不胜枚举，但是举得贴切、妥当也并不容易，看得出来作者花了相当的心思。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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