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汪洋——从改革闯将到政治花瓶
The Epoch Times
我曾经想,如果让汪洋当中共总书记,他可能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结果最终他不但没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反而沦为了可悲的政治花瓶。
汪洋在报告中称,过去五年“极不平凡”,中国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应以“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谨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云云。
与汪洋同时告别政坛的还有李克强。相比较而言,舆论最近对李的关注和议论明显多于汪。这固然是因为李是总理,位置比汪洋更重要,也更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在总理任上与习一直磕磕碰碰,时不时要戳下他的蹩脚,卸任前更是多次喊话,舆论感兴趣的看点在他身上自然更多。而汪洋的政协主席只是个虚职,在这个位置上他与习近平也一直相安无事。
但其实,汪洋的官场命运很值的人们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从兴起到兴盛直至衰落和结束的一个缩影。
虽然李汪都是团派,都主张改革开放,但李克强是从北大校门走出来的,毕业后直接就到团中央工作,因为受到胡锦涛的提拔和重用,后由京官外放当省官,最后又回到北京,进入中共最高层。他的仕途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上层路线”。
与李克强不同,汪洋没上过大学,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
1979年,文革后青黄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轻干部接班,时为基层官员的汪洋正巧搭上了这班快车。此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常有大胆构想的他,在体制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1982年,汪洋才26岁就当上了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
汪洋的早期仕途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敢闯,勇于改革——不是小改,是大刀阔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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