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店铺取名有讲究，开店离不开这些字眼

北京的老字号种类繁多，各行各业都有，在取名上都根据店铺特色百花齐放。上周二的文章主要介绍了老北京饭庄、布店、古玩铺在取名上的特色，除了这些店铺外，书店、杂货铺、小吃店、熟食店、药店等，也在取名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研究与传承。

北京是书业发达的城市，历史上书店主要集中在琉璃厂和隆福寺街，后来出现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也曾云集大量书摊。书店与古玩店一样，店铺字号也讲文雅、尊贵。如清末民初的藏书铺有崇文斋、会文斋、通学斋、保古斋、朴书斋等等，它们不称书局、书店、书肆，而称藏书铺，更显出其经营古旧书、珍本书的特点。

在琉璃厂也有直接称书局、书铺、书坊、书肆、书店的，字号也有文化味。蔚文堂书肆、文光楼书坊、宝善堂书店、藻玉堂书店、翰文斋书店等等，书店字号离不开堂、斋、阁等字，也有用山房来标榜书店的，如槐荫山房。槐荫山房“于咸丰年间开设，因此处有明代古槐一株，故名槐荫山房”。石渠山房在琉璃厂也有一号，其店主是湖南人，而其他书店店主多为江西人和河北人。

隆福寺街的书肆主要有东雅堂、修文堂、修绠堂、文奎堂、大雅堂、粹雅堂、文殿阁、鸿文阁、稽古堂、三友堂、信义书局、天禄阁书店、带经堂等等。不但字号名称好，充满书香，而且每个书肆几乎都有关于书与人的轶闻趣事。如东雅堂曾收到宋代洪迈所撰《容斋五笔》一部，是《容斋随笔》一书的一部分；鸿文阁曾收到《圆明园图》20幅，对于后人研究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景观，有极大的作用；带经堂书店从福建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计十四卷，为明代学者陈荐夫撰，后被文物专家郑振铎先生购去。郑振铎曾说：“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托书运不浅也。”

民国之时，“新学”兴起，在离隆福寺街只有咫尺之遥的沙滩及其附近建了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大批学者、学子到隆福寺逛书店，使此地的书市进入“黄金时代”。一些学者还和书肆老板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相互交流图书知识，使书肆的文化含量大大增加。胡适先生曾对他的北大弟子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并不见得比大学生少呢！”

隆福寺的书市，也是由小到大一年年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当时的庙会。乾隆朝大学士李文藻曾著文说：“城内隆福寺街，遇会期多有卖书者。”但是当时“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时，隆福寺的书肆渐多，出现了“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的可喜局面。尔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出现的书社，名字也雅，如佩珊、瀛贤、文光楼等，与琉璃厂、隆福寺一样古色古香。

旧北京商号并非全喜欢用文雅、古朴的字句做店名，以经营生猪买卖、加工的猪店对此兴趣不大。因为与他们打交道的多为农民养猪户，字号的名称太典雅，反而适得其反，不如因俗就简，起些好识别、好记的字号更妙。旧时，东四西大街（旧称猪市大街）有贩猪行店54家之多，大多以店主姓氏为店名，如蒋二店、杨三店、高八店、邳五店、许大店、郭九店等等，还有靳李店、丁张店、岳王店、辛杨店、史胡店、苏张店等等。不用说，这些是两个姓氏的人合伙开的店。

猪店的伙东往往是一人，或是兄弟店、叔侄店和父子店，不像其他行业有太多的清规戒律，只是一味地做生意，养家糊口而已。猪市大街猪店的经营者多为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他们为人豪爽，不大计较店名的雅俗。经营熟肉的店铺多称为“号”和“局”，有些字号名称虽然不直白，但俗气难免，如永兴号、东兴号、福兴号，并且也有豆蔡局、豆田局等。有些熟肉店因经营卤鸡、卤鸭和酱肉规模大了，被称为盒子铺，也在店铺名称中加入文化色彩，像当年东四的普云楼、正阳楼和庆云斋、宝元斋、天福斋、云香斋等就是例子。

老北京商店铺户在起名时，颇费心机，因而形成了一些规律，像当铺多用当字，京城有大小当铺每家都冠以“当”字，如通盛当、谦和当、长盛当等等。“当”字是行业的统一名称，但“当”字的前二字，则有文章可做，像天丰、同顺、福和、广德、裕民等不断出现在当铺的字号上，殊不知开当铺者绝非是它所标榜的那样“裕民”、“公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