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1988 邓小平闯祸又失势
The Epoch Times
这则消息经新华社报道后邓小平安然过关了,而一心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赵紫阳的形象却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被反对经济改革的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夺了回去。
邓小平南巡是1992年春节前的事,为什么其背景要回溯到1988年?因为在南巡之前,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就发生了不利于邓小平的两度倾斜,而第一次倾斜就发生在1988年的“价格闯关”。
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经常会发生倾斜,而这样的倾斜是邓小平时代高层寡头政治格局的产物。80年代初,中共高层的两大势力把华国锋赶下台之后,就形成了以两个人为领袖的寡头政治。两大势力之一是邓小平派,其主要政策是经济改革,而主要实力基础是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派即陈云派,在中共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等党务系统以及国务院经济各部门中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在经济政策方面,陈云派坚持不能放弃计划经济这个共产党的经济控制机器。
这两大派就是中共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左右摆动的根源,也是理解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艰难移步的认识框架。两大势力各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往往会改变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同时也造成高层政治天平向某一方倾斜。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大势力各自对重大经济政策的影响,往往会因为效果糟糕而产生反作用力,导致另一方得到了改变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倾向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第一线处理经济政策实务的赵紫阳必须设法在这两大势力之间寻找不改变政治天平平衡的决策突破口,下面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冲破了计划经济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严密控制,但并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基础——城市经济体制;然而,农村的包产到户对城市经济体制开始产生冲击,改革城市里的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成了难以回避的任务。1984年的中共12届3中全会为城市体制改革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和陈云两派在一种奇怪的“配合”下,批准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步“蓝图”。之所以给这个“蓝图”打上引号,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城市体制改革的设计,只是从中共的意识形态方面为城市体制改革设法正名。而其中的过程,现在中共官史都糊涂带过。
1984年9月9号,赵紫阳为了给他试图推进的城市经济改革寻找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将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写的一篇文章批转给政治局常委。马洪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赵紫阳向陈云派系放的试探气球。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共6人,其中的胡耀邦、邓小平会支持赵紫阳;元老叶剑英已老迈不问事,而且对经济政策不发言;赵紫阳当时真正要试探的是常委中曾多年主管经济工作、且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而担任荣誉型“国家主席”虚衔的李先念一般情况下不会独自出头挑衅,多半是跟在陈云后面。
马洪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个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果把这个表述里的所有定语都去掉,就变成了“计划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按照现代常识,商品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于是这个表述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然而,陈云并没对马洪的这个奇怪的提法表示不满。以此为契机,赵紫阳修改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了中共12届3中全会的正式文件并得到通过。从此,市场经济导向的城市经济改革似乎就有了一点合法性。
陈云未对马洪的说法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和马洪多年的渊源和上下级关系有关。陈云早在延安时期就对马洪非常赏识;抗战后陈云任东北局书记,调马洪任东北局政研室主任;1950年代前半期陈云分管中央政府经济工作时,马洪被调任国家计委秘书长。正因为有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个人信任,赵紫阳选用马洪的文章去试探陈云的态度,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的城市经济改革设想不但面临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会用蛮力瞎指挥,1988年的“价格闯关”政策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中共官史把责任完全推到赵紫阳身上,而“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也不便说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