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二元结构的紧迫性与机遇并存

基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2025年要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国GDP总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约也要翻一番。同时，根据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逻辑，一方面，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要求，另一方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和手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偏大。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从基尼系数仍然显著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贡献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情况可判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过大。这也说明，在任何国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还大。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差距比较大。我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大概有2.9亿人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但在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说1.61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数额仅占全部发放金额的5.9%。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占比较大，这个数字反映的较大差距，也就是城乡养老保险的差距。

最后，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现行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进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非正规就业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我国未落户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大多数属于非正规类型。目前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至少占全部就业的30%。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充分，以及职业提升空间小。就业非正规化严重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减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户籍身份的固化还降低农民工外出、出县、出省和进城的比例，并造成留守的老人、女性、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我国未来15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需要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来看。首先，中国的人口在加速老龄化，因此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人口冲击。老龄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特点。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未富先老，我们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两个转折点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它们的冲击性质不一样。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负增长。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供给侧的冲击。

2025年之前，我国将达到总人口的峰值，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即第二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造成新的需求侧冲击，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将成为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三种效应不利于居民消费：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数量停滞，消费需求也就停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由于中国老龄化严重，且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富人倾向于储蓄，而穷人又满足不了消费意愿，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的不足、过度的储蓄，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们可以以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作为参照系，看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凯投国际认为中国由于未来劳动力增长是负的，因此难以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预计中国不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再如韩国央行认为中国未来15年增长速度可能仅为3.5%～4%之间。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模拟。假设美国经济以2.2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为实现经济翻一番需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大体上在203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中国只能实现每年3.75%的增长速度，则无法实现超越美国的目标。悲观的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伴随老龄化加深，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将是负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侧的因素；第二，中国人口负增长抑制消费，使既有增长潜力不能实现。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以供给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侧（居民消费）改革为着力点，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目前，我国80%的农业劳动力对应的耕种面积仅在1亩到7亩之间，对比一些国家家庭农场拥有的大规模土地面积，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土地规模的严重制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农业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

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助力经济增长。假设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增加2.7%。这就否定了凯投国际和韩国央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假设。这就是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在需求侧，如果能够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即可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