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安三万里》折射的唐代社会流动——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制度设计

最近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中国古代社会，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制度设计是科举制。

始行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既有别于察举制、又不同于九品中正制的政府官员考试制度，察举制之弊在于举荐权为二千石官员控制，容易发生权力寻租；九品中正制之弊在于中正官为门阀士族把持，沦为士族垄断上品官爵的工具。科举制则革除了这两大弊病，不需要长官举荐，也不用中正官品评，士子可以投牒自荐、自由报考，考试资格的审查也不限制庶民出身的人，最后是去是留，由客观的考试成绩决定。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凡考试获通过的士子，便可取得一个“解额”，然后凭解状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若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试的环节，宋仁宗朝之后，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科举制度下，门阀士族的变相世袭官爵之特权被削弱了，门第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也被削弱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唐朝时期为何有一部分士族对科举考试持抵制态度，对进士出身的庶族官员瞧不起。他们固执地认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多是趋时之徒、浮华之辈。中唐时，出身于陇西冠族的宰相李揆自恃门望，同僚向他推荐寒门出身的进士元载，他竟轻蔑地说：“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乃求官。”“牛李党争”中的李党领袖李德裕也是士族出身，对科举考试也极不待见，以参加科场竞技为耻，宁愿通过门荫入仕。他跟皇帝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为什么？因为公卿子弟从小接受行政技艺的训练、贵族礼仪的培养，这是寒门进士不可能具备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科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唐朝士子青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第的士子何等风光！即使是那些以门荫入仕的士族子弟，也忍不住对进士出身心生羡慕，富贵过人的薛元超自谓平生有三大恨，其中一恨就是“始不以进士擢第”，因为薛元超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在他心目中，士族门第带给他的骄傲，已不如科举及第所带来的骄傲。总的来说，在门阀士族与科举出身士人的长期博弈中，作为新兴阶层的科举出身士人是慢慢占了上风的。所以唐末五代的人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不过，唐代毕竟是科举初行的时期，制度粗疏，存在不少漏洞，很容易作弊。最大的漏洞就隐藏在“行卷”与“公荐”的机制中。

所谓行卷，是指参与科举的士子在开考之前，先设法拜访高官显贵，投上自己的名帖与诗文习作，希望能遇上欣赏自己才华的伯乐。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说：“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这描述的便是士子向公卿行卷的屈辱经过。

所谓公荐，是说哪位公卿如果看中某个士子的行卷，认为他特别有才华，他可以向主考官推荐这名士子。而行卷获得公卿推荐的士子，考试及第可能性极大。

在唐代，行卷与公荐都是合法的。由于公荐机制的合法存在，因此，尽管门第的因素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不了作用，但那些社会名望很高或位至公卿的士族，却可以借助公荐的机制，影响科举考试的录取结果，将自己的门生送上黄榜，比如出身于博陵崔氏的崔雍、出身于荥阳郑氏的郑颢，名盛一时，人称“崔郑世界”，他们的推荐信主考官们不敢不买账，应考的士子若能游学于崔郑门下，登第便如探囊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