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二十大”以来中共政治加速畸变

习近平十八大后打虎抓权，顺风顺水，十九大后就多事不顺了，二十大以来虽然权力达到顶峰，权威却降到低谷。导致这个转折的根本原因，是习被“保党”情结左右，而不是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平反历史冤案，推动中国和平转型。从本文谈的三个方面，习现在是真危险。《红楼梦》中有副对联：“眼前有余忘缩手 身后无路想回头”。习近平其鉴之！

“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团派“团灭”，江曾派系早被打乱，习家军一统政治局，长期以来的“派系共治”从台面上退出。习近平的权力达到顶峰，但是物极必反，习也处在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习派一家独大，其它派系悄然大联合，待机发难，习防不胜防，这不多说。这里说另一方面，习家军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搞得政局一塌糊涂。举三个例子。

其一，李强窝囊总理。李强当总理，且不论能力，其资历、声望尚不足以服人，是被习强拔上位的，习应全力支持。毕竟，国务院是中央政府，中共又是中央集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党政二元领导体制中的“政”这块就塌陷了。但是，李强上台后，畏首畏尾，难以施展。例如，出国访问用包机而不是现成的专机；国内调研，官方报导中不提当地党政大员陪同（视频显示有陪同）；现在洪灾，也无赶赴灾区（可能不是不想，而是怕抢了习的风头）。对李强而言，这是刻意自贬身份、向习效忠；就习家军内部而言，就是故意扯李强后腿。习近平不是不知道“用人不疑”，现在又急需打开局面（李等于是习的操盘手），应该帮李强立威，为什么却让各方看轻李强呢？其中恐怕谗言不少吧。

其二，蔡奇一人独大。蔡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晋升常委，主掌中央书记处；更出乎意料的是，接着又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实权都在蔡奇身上，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形成政务（李强）虚、党务（蔡奇）强的局面，打破了传统党政二元领导体制的平衡，隐患多多。

其三，丁薛祥走向难定。丁薛祥1962年，是“二十大”七个常委中最年轻的，被视为习的潜在接班人。丁是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却没有顺势接掌中央书记处（现在蔡奇的位置），而是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丁没有中央政府工作经验）。固然，这可视为习的栽培，奇怪的是，丁至少目前没有循例接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这两个重要位置。在公开政务报导中，丁也无什么特别表现。

由此可见，习在最高层的权力配置和人事布局，不能说不混乱。此外，外界发现，“二十大”以来，公开报导中政治局会议跟过往相比减少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召集，通常在每个月的月底召开。但在公开报导中，未能查到去年11月、今年1月、5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这是中共“政治秩序”改变了吗？

中央和地方矛盾，是中共的老毛病，毛泽东也无法解决。习近平上台后，加强中央集团，有两大招。一是派出中央巡视组，一些在任省委书记落马。一是抓紧钱袋子，1994年分设的国税、地税于2018年合并，并将地方卖地收入划转税务征收，“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等等。地方不敢明地反对，就搞暗中抵抗，进入2023年，公开摆烂。举两个例子。

其一，地方债务困难，向中央叫苦。对于地方债风险，习当局的态度是中央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抱”。但地方哭穷、哭死，上交矛盾。首先是贵州遵义的最大城投——遵义路桥，其155.94亿元银行贷款重组，重组的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降为年化3%至4%，前10年不还本只付息，后10年分期还本。这个重组方案震惊各界，是地方的一个胜利。接着，4月11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调研”向中央喊话：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贵州之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声“喊穷”。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S&P Global）指出，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可能突破中央设定的债务门槛，三分之一的地方政府连利息都付不出。中共没有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地方债务风险最终只能甩锅给中央；中央虽然又打又骂，最终还是不能不接手；只是这个博弈过程相当艰苦、激烈。

其二，“农管”害农和“退林还耕”乱象。先说“农管”。习当局要求原则上一个部门一个执法队伍，2018年开始将原分散在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内设机构和所属单位的行政执法职能整合起来，组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农管”。按照中央的要求，这支队伍的编制都来源于原来承担执法职责的机构和单位。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现实中，以“稳粮保供”、执法名义，属地管理的“农管”胡作非为，害农害人，搞得鸡飞狗跳。应该说直接责任主要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