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邓小平与六四和三峡工程

邓小平晚年干了两件大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这两件错事又是不可分的。

邓小平晚年干了两件大错事，一是六四镇压，一是三峡工程上马，这两件错事又是不可分的。

邓小平重新出山之后对三峡工程做过多次指示，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最早一次的是在1980年7月，最晚的一次是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所谓的92南巡期间。指示的内容互相矛盾，一会儿说低坝方案好（低坝方案是指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一会儿又说中坝方案好（中坝方案是指正常蓄水位海拔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一会儿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共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一会儿又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从邓小平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最初支持上三峡工程的理由是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与每年110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之后又强调三峡工程可以防御长江的特大洪水；最后又回到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上。

历史资料证明，至少到1989年4月3日那一天，中共还没有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为了保护共产党的政权和家族利益，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挑选江泽民做总书记和三峡工程上马是邓小平在同一时间做出的决定。邓小平需要李鹏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急先锋作用，但又让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所以要用三峡工程的上马去安抚在暴力镇压中出力最多、而在权力分配中没有得到蛋糕的李鹏。中共在讣告中肯定了李鹏对六四镇压和三峡工程的贡献，而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又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做出了重大决策”。邓小平的决策时间是与决定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的决定重合。

自从2003年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三峡工程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就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2008年、2009年两次冲击正常蓄水位失败之后，修改了在可行性论证时提出的“蓄清排浑”运行方式，彷佛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政策，不同的是现在采取了“边运行边修改再投资”的措施。在2009年三峡工程基本完工之后，中共政府开展了为三峡工程“擦屁股”的三峡后续工作计划，总投资1238亿元人民币，决定继续征收三峡建设基金十年，只是换了一件马甲，改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基，按计划至2019年底结束。但是该基金直到2025年6月4日仍在收取，这是因为当年就知道三峡后续工作计划需要2000亿元以上的投资，但是这个数额超过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不好意思如实公布，只能在实施过程中拉长征收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资金。如今在中共政府发表的“十四五规划”中有“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这么一项工程，就是在三峡大坝上游再挖一条长江河段，建造第二座三峡船闸，解决现有三峡船闸堵塞碍航的问题。这项新的“擦屁股”工程，需要多少投资？没有公布。但是配合这项工程需要葛洲坝工程航道拓宽100米，需要300亿元人民币投资，是葛洲坝工程总投资的六倍多。简单推算，“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起码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这个钱谁来出？看来还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让老百姓来出。为此，中国百姓应该多多“感谢”邓小平。

1980年7月重新掌握中共大权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亲后，11日在重庆登上“东方红32”轮船驶往武汉，陪同的有湖北省省委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成、长江流域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琤等，途经三峡地区进行考察。邓小平一上船就问魏廷琤：“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魏廷琤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在江轮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琤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又称低坝方案，指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方案）的汇报。魏廷琤原是林一山的秘书。1953年毛泽东听取林一山的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后，决定要搞三峡工程。当时林一山提出的是235米方案，就是水库正好淹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基座。1958年周恩来提出三峡工程200米方案，是重庆市朝天门最高一级台阶的高度。之后林一山领导的长江流域办公室提出195米和190米的比选方案，结论是200米方案最佳，195米方案其次，190米方案最次。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规定，三峡坝址至重庆的沿江地区，在海拔200米以下不准搞基本建设。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批准在长江干流上建设330工程（后改称葛洲坝大坝工程），这是毛泽东心中三峡大坝。为此在海拔200米以下不准搞基本建设的限制取消，比如重庆市的建设下沿发展到海拔180米以上地区。如果在七十年代末还是按照200米方案建设三峡大坝工程，淹没损失很大，移民人数很多，所以四川省（当时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坚决反对（1975年10月至1980年初赵紫阳任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面对这个情况，水利部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低坝方案（150米方案）上报中央，试探上层的态度。众所周知，水库大坝的发电能力是水位差的函数，水位越高，落差越大，发电能力也越大。就发电能力而言，235米方案大于200米方案，200米方案大于195米和190米方案，也大大超过150米方案。

邓小平是一个只靠听汇报做决策的人。魏廷琤在汇报150米方案时，移民人数是按150米方案计算的，造价是按150米方案计算的，而其他效益，如防洪效益、发电效益、航运效益则不是来自150米方案，而是来自正常蓄水位更高的方案，甚至是200米的方案。邓小平对魏廷琤报告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特别感兴趣，这和他16岁离家出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有关。他对魏廷琤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可见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对邓小平有多深的诱惑。

邓小平乘坐的轮船一到武汉，就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人，谈了他视察三峡地区后的意见。邓小平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邓小平建议国务院要考虑三峡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