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裕泰的祁门红茶，为何要以卢仝为“代言人”？

霜降之后，北京的天气逐渐转凉。早出晚归的人们，体内难免积攒了一些寒气。这时候，一杯温和甜美的红茶，就成为了秋日里的标配。

在六大茶类中，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口感醇和甜润，体感上也绝不刺激肠胃，驱散体内寒气确有妙用。而且红茶种类众多，几乎能产绿茶的产区都能出产红茶，像云南的滇红、广东的英红、福建的闽红、湖北的宜红、浙江的越红，都是中国红茶的上品。当然，要论起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还得数安徽生产的祁红最为出名。

自晚清至今，祁门红茶畅销世界将近一百五十年。祁红更是与印度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锡兰红茶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以我个人的经验，几次到西方朋友家做客，拿一份祁门红茶当伴手礼，主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也送过他们一些绿茶或乌龙，人家当然也是表示感谢，但那高兴的劲头儿远不能和收到祁红时相比。由此我就体会到，祁门红茶在西方人心中有别样的地位。既然是外销名品，那旧时经营祁红的商家，一定得给自己来个洋范儿十足的商标吧？还真没有。赶着这金秋时节，就聊聊我遇到的一件祁门红茶古怪商标。

大致是2010年前后，笔者在上海老文庙市场里，收到一张民国时期上海汪裕泰茶号出品的祁门红茶包装纸，长400mm，宽240mm，绿底白字十分醒目，上面明确标出了注册商标——卢仝牌。众所周知，卢仝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他写作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脍炙人口的茶诗，千百年来为爱茶人广为传诵：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些诗中的金句，时至今日还常常出现在各类茶叶包装之上。卢仝也因这一首茶诗，被后世尊称为“茶仙”，与“茶圣”陆羽并肩于中国茶史。汪裕泰的祁门红茶，为何要以卢仝为“代言人”呢？有什么别的缘故吗？

上海汪裕泰茶庄，由安徽绩溪上庄余村的汪立政所创设，到了民国年间，已发展成为上海滩第一大茶庄。1928年，买卖传到了汪振寰手中。这位少东家曾到日本留学，眼界心胸更为开阔。接手后不久，汪振寰发现店里红茶的销售额一直做不上去，这事儿让他心里挺别扭。原来在中国的各大茶类中，红茶出现较晚，且在内销市场一直表现平平。旧时北京城的茶庄虽也都在招幌上写出“红绿花茶 一应俱全”的字样，但是充其量只是句客气话而已，您可千万别当真。绿茶与香片才是内销市场的主力，至于红茶销量其实很低。

汪振寰想起了自己在海外求学时，遇到的西方人都很喜欢红茶。于是他盘算，既然红茶在国内市场推不动，那可以去海外市场走一波。上海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在茶叶外贸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红茶出口，在1864年至1887年的这23年里，一直居于各类茶的首位。据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编写的《上海茶叶对外贸易》中记载，1864年上海出口茶叶29.415吨，其中红茶为19.224吨，占茶叶出口总量65.4%。主销英国、占97.2%，其他依次为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1872年，上海茶叶出口已增到41.034吨，其中红茶25.696吨，占62.6%。主销英国，占红茶出口量的94.6%，其余依次为美国、俄国、香港、印度、日本、埃及、法国和南美等国家和地区。那时候甭说中国人不喜欢喝红茶，就是爱喝也没得喝。

可当汪振寰准备下场卖红茶时，他突然发现红茶生意没那么好做了。因为中国红茶出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印度和锡兰。早在183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印度和锡兰就开始了红茶的海外征途。最初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实力相差悬殊，但是不久之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印、锡红茶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扶植下，讲究科学栽培、机械制茶，提高品质，并可免税自由出口，发展极其迅速。当时的上海茶叶出口，清政府不仅不加扶植，反而征收各种名目赋税，其总和相加占生产成本的36%至50%，生产之外的成本陡然上升，极大阻碍了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红茶，终被反超。到了汪裕泰想做红茶生意的民国年间，中国红茶已基本被排挤出欧美市场了。

但经过观察之后，汪振寰发现中国红茶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印度与锡兰主要产的是红碎，他们的红碎茶工业化程度很高，成本低而稳定性高，中国茶拼不过。但中国的工夫红茶，却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所谓工夫红茶，就是因加工精细颇费工夫而得名，属中高档红茶。外国的红碎茶，靠价格低取胜，我们的工夫红茶就靠质量高赢人。大宗市场丢了，但高端市场上，中国红茶却可以扳回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