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演化如季节般随风飘逝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曾经指出过一条亘古未变的规律，那就是“世代如落叶”。在《伊利亚特》的第六卷，原文如此：“豪迈的狄俄墨得斯，你何必问我的家世？正如树叶荣枯，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枯叶洒落一地，春天来到，林中又会滋发许多新的绿叶。人类也是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零。”个中既有作为有限生命与必死者的人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历史时间长河推移面前的无奈和悲凉，又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后醉卧席间目光越过瘫软如烂泥的众人、扫过残羹剩炙杯盘狼藉的“世事皆枉然”的冷漠与寂寥，更有一种千古百代之下“得失寸心知”、“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郁郁星辰剑，苍苍云雨池”的释然与惆怅。

北京人民出版社“新编历史小丛书”中的《周公》一书就如此把读者带入了我们文明漫长的演化史的早期，而且是一个关键期。这个时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事实上型塑了之后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态。

但正如古典时代的诗人所写的诗句所言，“世代如落叶”，一个文明宛如生命，有它核心的盛期，自然也有漫长的衰变和退化时期。周公所留下的那些奠基性原则固然对日后的数千年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本身也不断被削减、异化、重塑，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那一整个周人的文明、制度、组织机器与风习实际上早就被另一套新事物，也就是秦以后的新原则取代了。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则是在那个变体之上无数次的再涂抹之后又被其他更复杂的事物取代的新的社会实体。曾经广泛有效的原则不断在新的文明演化语境里失效，追随作者的考辨和叙述去领悟史籍深处的沧桑，人会感受到振奋、鼓荡，也会生出惋惜、嗟叹。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十分易读，但信息量也是巨大的。它不同于既有的各种历史教材叙事或通常见到的历史书，在坚实的金石铭文证据解读和丰富的中外史学相关文献索引基础上，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西周不仅仅是一个朝代，而是一种文明或者说文化制度模式，由此追溯这种文明或制度模式的“建国史”，而在这之中渐渐浮现的则是周公这个人作为“立法者”的关键角色。换言之，周公这个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很偶然甚至带有神秘宿命色彩的事件，有他或没有他的差别太大了，这直接影响了之后几千年的走向。

十分有趣的是，周公二次克商时在山东半岛南部和北部两场战争中击败征服的东夷部族中，有两个大族分别就是熊姓和嬴姓，而这众所周知，正是后来楚、秦两国的王族。这个信息过去流传得不广，但很有意思也很关键。这可能意味着后来的千年帝制所赖以维系的那些因素，尤其是那些同周人在一开始封邦建国时由周公所奠基的那些法则相悖的因素，在东亚特定的环境土壤中极有可能属于蛮族。

经历了西周末期的混乱和东迁，再经历了春秋时代漫长的权势转移，直到战国时代剧烈的权势转移，作为征服者的周人在漫长的定居生活中逐渐腐化、丧失武德后，就衰变退化成新的战败者了。换言之，周秦之变或许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在极早期就呈现了后来崖山之变、明清鼎革这类一再复现的演化特征，没有太新的东西：在周的衰落之际，不论是秦还是楚都意味着没有其他选项，一个走向大一统的前所未有的郡县制帝国是当时的文明演化方向。这其实就是曾经的征服者在文明衰变、失去武德后再次成为过去他们的蛮族强敌（也是战败者）的战败者。

所以确实可以说，商是一个时代，周是一个新时代，秦以降则是另一个更崭新的时代。在这些世代的播迁中，不断有新的支配性力量取代旧的支配性力量，但这未必意味着新的力量就一定总是文明的、先进的。历史的季风从来都是从各个方向吹，正因为是季风，也就总有反复：一再出现被征服者重新征服那些曾经充满活力的征服者。从这种意义上看，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从未终结。

周人事实上没有留下文化上的后代，尽管儒家尊奉孔子以及孔子所追慕的周公，但随着儒学自身在帝制之下的演变，它所秉持的原则早已与周公的立法精神大大不同，甚至可以说面目全非了。而当初蛮族的后代在后来的数千年中则枝繁叶茂。这件事本身无需评价，一切后来的戏码都早就预演过了，这对于一个文明而言可能才是真正的残酷，仿佛在这个文明的童年期就已经有一种宿命感存在着、笼罩着。

放在如此长的长河里看，周人八百年的传统或许很难说是一种传统，因为传统意味着强大的、根深蒂固并且能够形成规范性力量的特质。或许周人的文明只是漫长主流中一次宛若天启般的异数而已，相比起曾经被它征服而又在几百年后重新集结起来的东夷蛮族那个绵延不息的传统来说，周公所为之立法的文明及其原则依然也是林中一岁一荣枯的枝叶，它或许在等待着新的季节到来后再次萌发、抽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