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中国？加拿大基金的新选择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CPP Investments（加拿大同类公司中规模最大者）已在其香港办事处解雇了至少五位投资专业人士，这是由于它退出了在中国的交易。负责该公司大中华区房地产投资组合的董事总经理，则在几周前被告知他将失去其职位。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成立于1997年，1999年接受CPP（加拿大养老金计划）第一笔基金，并于2008年开设了香港与伦敦两个办事处。2019年，它开始管理补充CPP缴费账户（additional CPP contribution）。目前它在全球有八家国际办事处，其中两家在亚洲：其一位于香港，另一则在孟买。

根据2023年3月31日该公司公布的年报，其管理的净资产（Net Assets）达到5700亿加元，十年期年均名义净回报率则为10.0%。就该公司不同地理区域的投资比例而言，美国占最大比例，达36%；其次是亚太，占26%；而在加拿大的投资比例则为14%。在年报中该公司还提到，它在亚太地区五年年化净回报率（annualized five-year net return）的大幅下降主要由于中国COVID-19清零政策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2021年秋季恒大爆出破产危机后，加拿大有报纸称每家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加拿大机构都避开了“恒大漩涡”。随后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导致股价暴跌，在路透社披露的受损投资方名单中，就包括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

目前，除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外，其他加拿大养老基金也在撤离中国。据路透社报道，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OTPP）于今年4月解散了其在香港的中国股权投资团队。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魁北克储蓄银行（CDPQ）也已停止在中国从事私人交易，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其上海办事处。

养老基金为何撤离中国？

相关知情人士说，目前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已暂停在中国的新投资，这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以及它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而感到沮丧。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安德鲁·辛克莱（Andrew J. Sinclair）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对加拿大养老金撤离也有影响：“对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来说，转离中国是慎重的一步，而且它是对中国国内家庭行为的回应。现在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花钱，因为政府将如何管理当前的金融与经济风险存在不确定性。”他还说：“习近平说过金融风险是一国家的安全问题，所以人们知道一切皆有可能。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寻求安全是最正常的。对于养老金计划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信托义务保护养老金领取者辛苦挣来的毕生积蓄。”

而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奎格-詹斯顿（Margaret McCuaig-Johnston）也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金融投资需要确定性，然而近几个月来，北京的行动一直表现出不确定性，包括对外国咨询与审计公司的突击检查，CEO们（甚至外交部长）突然被拘禁而失联，不再公布关于青年失业的统计数据，经济学家被告知不得谈论他们的研究结果，像蚂蚁集团这样的公司被分拆而削弱，GDP增长乏力，消费需求收缩，出口减少，债务上升（尤其在城市）。这些都未展现出确定性，其中很多都直接与中国政府的行动有关。与其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并干预私营部门企业，政府应该允许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她提到加拿大养老基金撤离中国也与人权问题有关：“由于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监禁、（造成的）死亡与强迫劳动，加拿大养老基金一直承受很大压力要求其撤回在中国的投资。加拿大议会一委员会一直在调查养老基金在中国的投资，意在要求它们撤回。虽然有几家（养老基金）已经采取一些步骤来这样做，但其它养老基金仍在那里大量投资。”

麦奎格-詹斯顿研究员仍以维吾尔人问题为例指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曾表示“他们不是投资于国家，而是投资于公司”，暗示他们的投资仅属于商业决策。但随即他们又说：“他们必须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他们终究还是投资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CPPIB在中国投资了9.8%或超过500亿加元，涉及腾讯与阿里巴巴等公司，这些公司应用其技术来压迫维吾尔人，”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