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曹操去世、刘备登基建国......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备登基之日，祭告天地时发布了一篇祭文：“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这其中“建安二十六年”是个不存在的年号，因汉献帝使用的建安年号至二十五年时就已终结。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正月，曹操去世，曹丕继承魏王爵位。三月，曹丕改元延康结束了建安这个年号。十月，汉献帝禅位，曹丕接受禅让成为了魏国皇帝，确定魏国的年号为黄初元年，人们通常将此定为三国时代的开始。第二年，远在巴蜀的刘备登基建国，意在接续大汉政权。刘备这篇祭天告祖的祭文，自然不能以曹魏的年号作为标识，更不能用曹丕擅改的延康年号，于是便沿用汉献帝的建安年号，以一个不存在的二十六年为时间标识，表明刘备“祚于汉室江山”的正统地位，并改元为章武元年。

学者李庆西常年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品，在他的最新历史随笔《建安二十六年》中，探讨了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三国故事一直以来就有历史、文学两种叙事策略，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最早出局的蜀汉会成为叙事主体？为什么说《三国演义》的精神内核是蜀汉注入的？

曹操赤壁兵败后，初见天下三分的局势，但此时的三分是曹操、孙权、刘璋，并没有刘备什么事。当时刘备暂据的荆州，被一分为三，北边曹操占领，东边孙权占领，只有西边几个郡是刘备的领地，这让刘备处于曹操和孙权的挤压中，务必要拓展出生存空间。在刘备的一生中，最为人诟病的要数他入蜀夺蜀的过程了，人们常说他假仁假义，但是刘备在这个过程中却找到了蜀汉政权建立的核心意义。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进剿汉中张鲁，这让益州刘璋非常恐惧。刘璋曾多次遣使见曹操，希望曹操帮他解决张鲁。作者提到这一段的记载有些混乱，那时恰逢曹操追剿刘备，夺荆州，败赤壁，显然冷落了使者张松。在小说中这段则写得非常详细，将曹操的傲慢、刘备的仁义、张松的愤懑都刻画了出来。相比历史叙事，显然文学叙事补充了这一关键环节。

历史上的刘备早就有心入蜀，张松去刘备那里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因此会有《先主传》中，刘备花大价钱给张松和法正，让他们游说刘璋的记载。但在小说中，首先刘备因为仁义一直纠结入蜀一事，把刘备的负面因素给到了其他人，比如张松出蜀时自画了巴蜀地图，用张松的二心衬托了刘备的被动。刘备更是在庞统等人的劝说下才入蜀，更显得刘备的主观意愿是为了帮助同宗刘璋抵御曹操，给之后的“夺蜀”做了铺垫。

刘备入蜀后向北进发，到了葭萌关后就不再前进了，滞留了大约一年之久，这时的刘备一直在纠结。本来他入蜀就不是为了打张鲁，但也不好翻脸去打刘璋。刘备一直碍于信义与道义，如何将同室操戈、鸠占鹊巢的故事解释为正义的叙事，是个大难题。李庆西指出，小说《三国演义》给出的答案，是诉诸更高的政治伦理原则，“匡扶汉室”的终极大义。小说中陈述的这个大义确立了三国历史叙事的伦理，只要目标崇高就可以兼容手段的卑劣。其实在之后的三国归晋时也是遵循着这种叙事伦理，为了天下一统，为了让百姓安定，即使以卑劣手段上位的司马家也可以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

当然，前有张松暗通刘备被其兄告发一事，刘璋知晓了刘备夺蜀的想法，后有两人兵戎相见。这种你先不仁别怪我不义的逻辑，使得刘备的出兵有了合理性。于是刘备着手反击，采用庞统的计谋除掉了白水关守将。事后，刘备于涪关饮酒，庞统一句“非仁者之兵”的揶揄，戳到了刘备，刘备虽然有各种辩解，但君臣都感到了这个话题不适合讨论。说明虽然刘备在起兵上获得了自卫的合理性，但毕竟是早有预谋，与其标榜的仁义不相符，虽然现实中获利，但道德上亏欠更多。

刘备以手段取得巴蜀之地，又以巴蜀之地作为继承汉室的大本营，光复汉室的核心诉求与推行仁义的治国方式，成为蜀汉即正义这种叙事的原由。在三国之中，每一方都在探索一种治国路线，曹操着眼于制度与吏治，孙权则着重笼络江东士族，刘备则以“仁政”践行儒家治理方式，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探索也是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