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房伟：传记写作需要诚心和耐心

书乡：您在山东做工人时读到王小波，被感动了，后来是如何动念来写传记的？ 房伟：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是在1997年，那时我在一家企业工作，读的第一本王小波的书是《白银时代》，初读感觉和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有很多差异，这也对我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冲击。但那时还不太理解，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社会的摔打，对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感悟，从《黄金时代》开始，系统阅读王小波的作品，逐渐有了心灵共鸣。我们在90年代遇到的心灵困境，与王小波的时代有不同，但也有着诸多联系。可以说，王小波的作品，让我有了应对人生困苦的勇气，也鼓舞我挣扎着走出泥沼，通过考研改变了命运。读研究生之后，我对王小波的兴趣，从读者的方向转到了研究方向，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以王小波与鲁迅之间的比较论为题展开。王小波成了我思考整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撬动点”。这之后，我保持着对王小波的研究兴趣。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型传记写作，一直是研究的短板，这里有很多原因，传记写作的材料收集取证困难，也面临着诸多禁忌，现在很多青年当代文学研究者，都不愿下这个笨功夫。但是，严肃的学术传记，对当代文学史有着重要价值。我虽能力有限，但愿以绵薄之力，在此领域做点事情。而且，在我看来，王小波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之后的转型，有着重要象征意义，值得去认真研究。

书乡：您的许多采访是在2012年完成的，这本书从采访到出版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您为这部传记做准备一共多少年的时间？

房伟：我有给王小波写传记的想法，应该是在读博士期间，后来陆续做了很多准备，从2012到2014年这本书的第一个版本，我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资料的寻找。2018年的第二个版本，再到今天的版本，这期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做相关的采访与资料收集，我也找到了不少新的材料。比如，王小波作品的海外传播问题，我这几年还在写相关文章。2023年版的《王小波传》，有不少新的材料，也有我这些年，持续对王小波问题的思考。

书乡：距离王小波去世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他生前许多家人好友还都在世，您在开始写作前曾有哪些顾虑？

房伟：要考虑的事肯定很多，比如王小波粉丝们的认可度，比如大量的亲朋好友的沟通工作和第一手的资料寻找与爬梳。我想，对于传记材料的选择，既要坚持第一手资料为先的基本原则，也要有相应的灵活处理，比如，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将已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让读者自行判断。王小波的确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也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我不敢说自己的研究，就一定是无可争议的，也一定会存在很多缺憾。如果我们当代学者都回避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时间长了，很多当事人不在了，很多资料遗失了，将来写作起来难度更大。

把目光放在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鲁迅的传记就有几十种，沈从文、丁玲等现代文学家的传记也非常多，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作家的传记，似乎成为了某种大家规避的领域，很多中青年学者也不愿涉及这个领域，对高校而言，这类选题难发文章，难申请课题，难以获奖，“出力不讨好”。我是个执拗愚笨的人，我的想法就是，艰难的基础性工作，总要有人去做，我们尽力去做，给后面更有水平和能力的青年学者，提供一点研究基础。

书乡：这本书花了很多篇幅、几乎事无巨细地写了王小波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的写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生活场所为转移，以王小波的视角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串联起他的创作，以及这种生活环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王小波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是这本书的一条线索，您在构思时有过哪些结构想法，最后为何选择了这一种？

房伟：作家生活空间，会对他的精神成长，产生难以估量的，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50后作家，王小波的成长时代，几乎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与感受，也是王小波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王小波也以此来展开他的人生思考与严肃的文学探索。“革命北京”与“边地云南”“海边的胶东半岛”“现代化的北京”等地理空间，都构成了王小波精神成长的线索，也构成了他作品的重要的地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