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李庄的发现和再发现

岱峻的《发现李庄》2004年首版以来，成功将这个位于宜宾市东郊长江南岸的千年古镇推向聚光灯下。该书用饱含深情的通俗笔触叙述了抗战时期迁居至此的一批中国顶尖学术机构和学人的沧桑往事，当那些曾被无意或刻意遗忘的细节重新展陈在公众面前，其中蕴藏的巨大精神能量足以让读者心怀敬仰、感慨系之。

最新出版的三卷本“发现李庄”是作者多年来对旧作增订扩充的成果，而且重新调整了篇章结构。卷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以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简称“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组织为纲，与《发现李庄》的编排基本一致；卷二《一张中国大书桌》的主体内容则来自岱峻2012年出版的《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以傅斯年、梁思永、曾昭燏等学人个体为线索，并保留了许倬云当年为该书所作短序；卷三《一本战时风雅笺》则是这批民国学人涉及李庄的文献汇编。

近二十年来，岱峻持续对李庄进行发现和再发现，诸多曾与李庄发生过联系的民国学人被他逐个追踪扫描，“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一些不易查阅或私人收藏的信札日记等资料也在岱峻笔下公之于众，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对比旧作，三卷本“发现李庄”首先是内容上的充实，如卷一增加了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战时中国测绘科学重镇等篇幅，卷二增加了庞薰琹、尹焕章、劳榦、向达、罗尔纲、王献唐等人的专章，卷三则是资料性的文献汇编。当然旧章节中也有新内容，如“陶孟和与中研院社会所”一章增补了经济史学家汤象龙与陶孟和夫妇产生矛盾的原因。又如，“月亮田的营造学社”一章增补了与梁思成齐名的另一位建筑学大家刘敦桢的故事。

篇幅扩充之外，岱峻还纠正了此前表述欠妥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谓李庄士绅罗南陔欢迎同济的“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这“十六字电文”最早见于李清泉遗稿《同济大学迁李庄期间简况》（载《宜宾文史：李庄文化古镇专辑》，1992年），岱峻的《发现李庄》将其吸收后便成为李庄抗战叙事的一处关键情节，后被岳南《南渡北归》、电视纪录片《中国李庄》等作品采纳、以讹传讹。2005年后，甚至有一幅来历不明的“十六字电文”书法手迹突然出现，现推测该文物极有可能是为宣传需要而伪造的赝品，但它的复制照片却被当作真实史料长期陈列在李庄当地的历史纪念馆中。

随着李庄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观光客的涌入，公众对于“十六字电文”真实性的质疑越来越多，“始作俑者”岱峻只好撰文回应。在《“十六字电文”——李庄故事由此开始》（载《书屋》2017年第2期）一文中，他承认了自己当初关于“十六字电文”的叙述确实没有可信的来源：“当初，李庄籍籍无名，那段历史湮没了半个多世纪。笔者作为第一个发掘者和书写者，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个别地方采取逻辑推理与合理想象的手法，掺杂了臆想、渲染的成分。”

在“十六字电文”的最新版叙事中，岱峻先引用了李清泉遗稿中的相关段落，然后补充道：“今日当地为造成宣传效果，把这件事简化为‘十六字电文’，夸张渲染，并模拟成书法作品。2015年，笔者写过一篇论文，基本观点是‘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这里的论文大概指的就是上述他发表于《书屋》杂志的那篇文章。

尽管有些许瑕疵，《发现李庄》问世以来能够多次再版，本身就证明了该书在大众市场上的口碑。岱峻是记者出身，除了叙事代入感强的优点之外，他多年来坚持奔赴全国各地采访当事人或当事人后代，与时间赛跑，抢救历史记忆，获得了大量一手口述材料，这也成为该书最有价值和不可取代的部分。例如关于原中博院（南京博物院前身）保管部主任尹焕章在“文革”期间的自杀之谜，岱峻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之子李光谟口中了解到另一层原委，即李济随国民政府迁台前夕，曾将存有其大女儿骨骸的木匣托付给尹焕章照管。不料特殊时期尹焕章遭同事举报，被逼交出木匣，结果木匣连同骨骸一同被造反派砸毁。如此这般隐情若不是被有心记录，必然会随着当事者的去世湮没于世。

《发现李庄》作为一部通俗读物，岱峻在写书过程中能够翻阅大量档案文献，补习多学科知识已经难能可贵，但毋庸讳言，他毕竟缺乏专业学术训练，因此在涉及学术史问题和文献引用时难免捉襟见肘。如在介绍史语所及其相关学人时一味强调其是重视史料的“史料学派”，而忽略了其成立的重要背景乃是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当时国际东方学界对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四夷”）的研究潮流。另外，图书编校质量也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脚注部分问题偏多，引用文献缺乏统一的格式标准。日后若有再推出增订版本的机会，祈能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