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与自由之间 一个“打工人”兼写作者的世界——《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出版后的两个月里，反响不错，连续数周都位列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榜首。这让作者胡安焉，这位前快递员兼写作者开始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忙碌生涯。夹在他赶两趟火车的间隙中，采访在周末一大早的星巴克里进行，一见面，胡安焉很客气地问，今天是不是让你加班了？我连说不会，同时瞬间将他与书中那个内敛敏感的、温文有礼的、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自画像准确地嵌合在一起。 比起之前在网上见到的那张他从事快递员时在电梯里的自拍，真实见到的胡安焉显得年轻也精神得多，头发精短，衣着简洁低调，清瘦，温和，语间带着温软的南方口音，很像那种常会在文艺活动现场遇到的文艺青年。如果不去算他的年纪，甚至不会意识到1979年出生的他已经44岁了。在咖啡厅特有的商务而精英的气息中，我们谈起了他此前与之看似相隔甚远的19份工作。

普通人一生很难拥有胡安焉那样丰富的工作经历：酒店服务人员、加油站员工、雪糕批发、漫画社学徒、杂志编辑、便利店员、自行车店销售、保安、面包店学徒等；也创过业，卖过女装、鸭货、香薰等；当然，还有间歇的写作。相互跨界，且天南海北。按照时间走下来，书名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即他先后在北京两家快递公司当快递员，是他的第十八、十九份工作，也是他迄今最后的工作经历。以此为名，简单直白，尽管不足以涵盖他全部的生涯，但确乎有一些总结的意味——恰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前，他被遣散待业在家，开始或者说重新开始了写作，直到那年春天，写他倒数第三份工作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在网上出圈。再后来，如地层沉积，一层一层的记忆追加成了一部16万字的书。

“胡安焉”是笔名，起得蛮好。三个文言里的疑问代词，像是一种强调，对过往，对前路，对未知。也一并，记录和质询着所有仍在生存和生活之间浮沉的普通人们。

北京，快递，这两个词足以迅速让这本书从一众封面中跳脱出来，引人注目。书封不事雕饰，仅绘着一幅简洁的炭笔画，画着一个正搬着许多纸箱前行的快递员背影。一切像在呼应着这些年对“素人作家”“打工诗人”的挖掘热潮，也让人在翻开书前，对它的内容以及写作的风格，似乎已怀了一定区间内的预期。然而一旦开始阅读，越往后，就越明白并非如此。虽然身负前快递员的身份，但胡安焉的书写和思考有远更丰富宽广的维度。

2020年4月23日对胡安焉是个转折点，故事也可以从那里倒叙起。在那个纷纷扬扬的世界读书日，失业在家的胡安焉在豆瓣网#我曾经做过一份“远离城市”的工作#话题下，贴了一篇与读书毫无关系的“劳动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也许是想随手分享自己的经历，这篇写得平实近乎白描，却意外地收获了许多关注。那是2017年，他在德邦（便是成书中的D公司）位于广东顺德的一个中转中心做夜班理货员，那是非常辛苦的重体力活儿，日夜颠倒，睡眠严重不足。有读者看后留言说，心疼你。做了十个月后，他辞职去了北京，当了白天的快递员，便是构成书名的这部分经历。

准确地说，这是胡安焉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更年轻时候的一段非正式的“流浪、打工与创作”。这一回，经由58同城，他被推荐去S速运（原文中称法），经历了漫长、低效而荒唐的过程，终于得以在他所居住的通州梨园分部入职。S快递素有“快递界的海底捞”之称，以较高运费下的优质服务著称——但这是公司和顾客的视角，若转换以一个基层快递员的角度，一切或许是颠覆过来的。比如主管要求快递员每次派件后都要询问客户是否需要带走垃圾以及请求打五星好评，并以此作为站点排名，这让内向的胡安焉很为难，当面开不了口，只好每晚硬着头皮给当日的客户编辑短信。又比如，公司坚持每个快件都必须要客户亲自签收，如果没送到手里，丢失自赔。他有时会暗自羡慕“那些什么通”的快递员，因为他们只用把快递放在门口，完全没有种种琐事。运费是高出一截，但那是归公司的，到每个快递员手里，其实相差无几。

其间最令他疲惫的，是开晚会。胡安焉所在的站点业绩数据不佳，在全市250多个站点中长年排名200开外，总部为此专门派了一个督导下来，下班后召集快递员们开会讲纪律问题，甚至罚做俯卧撑，动辄到晚上十一点。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数据差其实与纪律关系不大，这个站点因为消防原因在比较边缘的位置，离快递员们派送的区域很远，却又偏偏是大站，人多，件数多，接驳分拣时间长。上层的调度不合理，压力却给了一线快递员，迫使他们来提升效率。做了大半年后，胡安焉迎来了转正的机会，但因为种种不舒心，他在最关键的“双11”战役前做了逃兵，跳去品骏快递。他走后不久，原先所在的那个站点便撤销了，快递员也分流了，公司终于解决了早该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