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走回传统古典经济学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政治经济家”，是否意味着认同经济学应回归“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 古典-->新古典-->福利经济学 大体而言，迄2 1 世纪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开创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变革，先是1890年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 的经典...

大体而言，迄2 1 世纪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开创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变革，先是1890年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 的经典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引入数学工具，出现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将“政治”切掉，缩为“纯经济”。

到1920年所谓的“混合经济大师”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被凸显，于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场失灵备受肯定。

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供给过剩”、“失业遍野”，“市场机能失灵被认定”，引出了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解药，不但政府名正言顺站上经济舞台，以总体经济政策“精密调节”整体经济，而且“总体经济学”诞生了，“国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详的专词。

到1948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经济学》（Economics）问世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社会科学之后”的称呼也出现了，而数理分析也正式进入经济学，经济学数理化快速发展，如今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于是“经济可以从事实证”，可以拿出“数字证据”来大声说话，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经济学晋入“严谨科学”殿堂后，在1968年被列入诺贝尔奖行列，正式被认定为“科学”。

这种“自然科学化”的进展，虽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被认为是进步的表征，但其实早就有一股批判声音出现。在萨缪迩逊那本“经济学圣经”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页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页里，这么写着：“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就这么认为：“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十三年后的1962年，米塞斯又在《经济学的终极基础：经济学方法论》（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写着：“如今在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这个叫人误会的名称传授的那一门学科，毛病并不在于任课的老师和教科书的撰写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经商失败者。而在于他们不懂经济学，以及欠缺逻辑思考的能力。”这不啻在为上一句话提供答案。

奥国学派一向反对经济学数理化，米塞斯告诉我们：“许多撰述者误以为，人的行为科学必须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所以致力于某种量化经济学的工作。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应模仿化学，从定性分析进步到定量分析。他们的座右铭是实证论的这一句箴言：科学即测量。他们获得丰沛的基金支持，汲汲营营于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业公会、大公司和其他企业所提供的统计资料，他们努力计算这些各式各样的资料之间的算术关系，借此来决定‘相关’与‘函数’的一些东西。他们未能意识到，在人的行为领域，统计永远是历史，而他们所谓的‘相关’与‘函数’，除了描述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区域的某一群人行为的结果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