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第二十六章 创新不是做出来的

在朱铭的心中，“学习”可能是指本章一开头所提，二十世纪末开始响彻云霄的知识经济所强调的“创意”、“创新”之意吧？有差异、有特色、被公认价值高应是“创意”的精义，这应不是靠学习可以复制出来的！是“长成的”而非“做成的”。

陈博志教授在2004年5月5日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双月刊中，写了〈佘罗教授知识经济的观念及其在台湾之应用〉这篇文章，推崇佘罗“相当重视经济体系不均衡的状态及其调整过程”，而佘罗就是认为“不均衡的状态是高报酬、高成长的来源”。

也就是体认不均衡是获得高额利润的主因，佘罗乃提倡“知识经济”，经由“知识”来创造“不均衡”。陈教授就佘罗的这两个论点，在台湾寻求佐证，并作政策引申。在“善用不均衡来获利”上，陈教授认为台湾历年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就是成功的利用台湾和其它地区不均衡的差距，他举出两个实例，一是日治时期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所得、技术，以及气候的差距，提供了台湾农业和农业加工业快速发展的机会。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先进国家之间大幅的差异变成新环境下的不均衡状态，具体而言，工资差距拉大形成开发中国家生产劳力密集产品出口的利基，再因台湾技术落后，而先进国许多技术甚至可免费引进，也都具创造利润效果。简要而言，陈教授认为台湾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可说利用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以使人民能利用国际不均衡来赚钱，并促使经济发展的明证，也同时证明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不过，在以自由经济获取不均衡利益时，陈教授也提醒我们，佘罗指出的“消除不均衡有人获利，但也有人受损”之现实，例如台湾廉价产品出口，固然增加台湾就业，也降低进口国物价，对全球整体而言有利，但对生产相同产品的外国厂商却有售价和利润下降之损失，进而使劳工失业。陈教授认为这是很多谈自由经济的学者忽略的问题，因为学术上假设得利者需补偿受损者，但实际世界并非如此。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二十一世纪，以往享受自由化利益的台湾，尝受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进国家利用不均衡获利所带来的损失，失业提升、产业外移、工资下降就是现实问题。

破解这种不幸后果之道，就是“积极创造”不均衡差距以创造利润，佘罗的知识经济就是主张“以知识来创造不均衡的利益”，而且是以政府的策略为主，选择自己的优势。他特别重视“技术的创新”，于是一个国家要同时培养有创意和创业能力的人，以及不见得有创意却能高效率工作的人。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趋势下，佘罗认为失业和所得分配的恶化很难避免，而政府愈来愈难帮助失业及低收入的人民。

乍看佘罗的分析颇具说服力，而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会导致贫富更不均及大量低技术失业劳工，也是许多舆论的共识。不过，我们或可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先说一个故事，这是2004年在HBO密集上映多次的一部影片，片名叫做Door to Door（中译“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一位天生有缺陷的社区“登门推销员”的温馨故事。当社会快速变化，交通、电信、电脑愈来愈便利，“机器代替人力”愈来愈普遍，登门推销员也难免面临被裁的命运，这位故事主人翁在公司的部门被裁并，他则被当成“受救济者”勉强在仓库一角保有位子，但在受不了被忽视及自卑心作祟下，辞职回家了。

一位从小观察这位登门推销员长大的报社记者，写了一篇专文介绍此推销员，以“一根联系社区成员的心之线”来形容其功用，既触动已成为“现代社区”的所有冷漠、寂寞的住民，也唤醒该年老登门推销员的自尊，更让他领悟到自己的价值，而且重新发现可以扮演的角色，于是不但重回公司，业务更是欣欣向荣。该浴火重生的推销员更藉由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帮助，让服务范围及内容更为扩大。这个简单、生动的例子其实告诉世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并非造成“零和”结局，只要有“心”，且真心服务别人，非但不会被淘汰，反而会在现代人愈来愈空虚的“心灵”，找到更宽广的机会。

这个故事也显示任何有心人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总能在宽广的机会中寻得自己的利基，也就是找到自己的特质，或者“比较利益”所在，这也是创意、创新的一种，而全球化下的世界其实更为海阔天空，更容易让每个人寻得自己的有用之处。不过，必须提醒的是，在寻觅的转换过程中难免要支付代价，因而平时不要忘记“储蓄”作为预防不时之需，乃是人生必备事务。

至于佘罗所主张的“创造不均衡”，涉及这样的课题：人际间的“不均衡”或“差异”，或者“创新”“创意”，究竟是“自然长成的”或“政府做成的”？佘罗倾向于后者，因而主张政府以政策来累积知识，来促进创新和营造创意，来推进技术进步，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利诱”，以红萝卜做为工具，而“专利权”则是最显着例子。于是我们看到“科技新贵”过劳死普遍存在，从事创意、研发者也都在压力下痛苦地找灵感。也许不必多说什么，就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两位名满全球的创意、创新、发明者比较，就可见分晓。

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位对人类都有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后者纯真、无私、可爱，但前者则刻薄、自私。关于爱因斯坦，我们可再由前台北荣民总医院教研科医研部郭正典主任，于2004年8月6日发表在《自由时报》，名为〈爱因斯坦的风范〉一文中，记述的1933年爱因斯坦受聘至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的一段佳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