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先生還是留在經濟領域更適合

　　文 / 袁野

　　一般來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言論，會被視為智識世界中的大事件。但保羅·克魯格曼先生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卻不是這樣。這篇文章多少暴露了這位資深經濟學家最近無心治學，大概因為他每天花上13個小時瀏覽烏克蘭新聞。在這篇攻擊中國的文章中，他宣稱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經歷其新冠政策的災難性失敗」。

　　克魯格曼的論證意外地證明他邏輯錯亂。在文章的開頭，他承認，「我知道，我們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應該結束，但每天仍有1200名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而且歐洲的感染人數再次激增，可能預示美國會再次出現暴發。」但這位美國經濟學家沒有評論自己國家的悲慘情況，相反，他急於抨擊中國，理由是香港每天有數百人死亡，堪比紐約2020年年初的災難場面;深圳重新處於封鎖狀態。「誰都不清楚中國這場新的健康危機何時或如何結束。」他寫道。

　　我甚至畫了思維導圖，試圖理解他是如何得出「這一切都說明形勢出現了巨大逆轉」這個結論的。而且只要這位學者從大量閱讀烏克蘭文章的時間中抽出一點時間，就會發現深圳僅僅一周後就恢復了正常生活秩序。

　　邏輯混亂在文章中延續。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的疫苗不夠有效，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也不夠高，而奧密克戎變種有更高傳染性——因此中國應該放棄其「動態清零」政策。難道他真的相信讓病毒肆虐並解除必要限制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嗎?

　　克魯格曼忽略了另一個關鍵點。中國的指導方針是生命至上，而不是被一些西方輿論過分簡化為誤導性的「清零」。中國不遺餘力地爭取更快更有效消除這一流行病。今年2月，《華爾街日報》也承認，中國的政策實現了死亡人數和經濟干擾最小化兩個目標，對其他國家有藉鑒意義。我敢打賭，克魯格曼不會讚同華爾街同行的觀點，將繼續混淆中國的「生命至上」理念和西方定義的「清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