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中文，再西文， 又回到中文

200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熊式一先生的剧本《王宝川》中英文对照本。四年之后，也即2010年10月，拙编熊式一的散文集《八十回忆》由北京海豚出版社出版。再两年之后，也即2012年8月，熊式一的长篇小说《天桥》也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此书原为英文本，后由作者自译为中文)。窃以为，这是熊式一中文作品传播史上几次较为重要的出版，标志着在作者去国七十多年之后，他的代表性作品终于重归故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早在1920年代末，熊式一就在《小说月报》《新月》等新文学代表性刊物上亮相，1930至1940年代他又因《王宝川》《天桥》等作品享誉欧美。之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达半个多世纪。1988年，年届古稀的熊式一才有机会回国探亲。他1991年病逝于北京，了却了叶落归根的夙愿。然而，翌年《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书中已经有了林语堂的条目，却依然未见熊式一的大名。直到熊式一逝世十五年之后，他的主要作品才陆续在中国内地问世。

我之所以一一列出以上这些时间节点，无非是要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忽视熊式一太久，我们亏待熊式一也太多了。我曾经在《天桥》中文版序中写道：“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1895—1976)，二是蒋彝(1903—1977)，三就是本书的作者熊式一(1902—1991)。”时至今日，我们对熊式一的了解又有多少？中国学界对熊式一的研究，不说过去，就是近年来，又有多大进展呢？

对于我个人而言，真要感谢1980年代主编《香港文学》的刘以鬯先生。由于那时我也是《香港文学》的作者，所以，熊式一先生在《香港文学》上发表译作和连载文学回忆录，我都注意到了。我终于知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位独树一帜的熊式一，从而开启了我与熊式一的一段文字缘，为他老人家编了《八十回忆》这部小书，为《天桥》中文版写了一篇序，虽然熊式一本人已不可能看到了。也因此，我才有机会与本书《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作者郑达兄取得了联系。

2021年9月，我意外地收到郑达兄从美国发来的微信，始知他的熊式一传记英文版已于2020年底出版。这真是令人欣喜的空谷足音。已有研究者慧眼识宝，不仅致力于熊式一研究，而且已经写出了熊式一的英文传记，多好啊！他选择熊式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显然对熊式一其人其文及其贡献，有充分的认识。如今郑达兄这部熊式一英文传记的中文增订本推出，无疑更是喜上加喜了。

我一直以为，研究一个作家，建立关于这个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其中，这个作家的文集乃至全集，这个作家的年谱，这个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等，缺一不可。这个作家的传记，尤其是学术性的传记，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可或缺。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早已都有传记行世，有的还有许多种。以熊式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应该而且必须有他的传记，让海内外读者通过传记走近或走进熊式一，对熊式一产生兴趣，进而喜欢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这是熊式一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而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由郑达兄出色地承担并完成了。

撰写熊式一传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熊式一去国很久，更由于他在英国、新加坡和中国港台地区多地谋生的经历，搜集整理关于他的生活、创作和交往的第一手史料并非易事。再加熊式一“一生扮演了多重角色：学徒、教师、演员、翻译家、编辑、剧作家、小说家、散文作家、传记作家、戏剧导演、电影制片人、电台评论兼播音员、艺术收藏家、教授、文学院长、大学校长”等等，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不作第二人想。这样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生，一定给撰写熊式一传记带来少有的困难。但郑达兄充分利用他长期在海外的有利条件，多年锐意穷搜，不折不挠，还采访了熊式一的诸多亲友，寻获了英国文化艺术界当年对熊式一的诸多评论，终于史海钩沉，爬梳剔抉，完成了这部首次披露许多重要史实、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同时也颇具创意的熊式一传，较为圆满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比较完整、准确地呈现熊式一风采多姿的人生”的目标(以上两则引文均引自本书郑达的前言)。

更应该指出的是，郑达兄这部熊式一传，不但填补了熊式一研究上的一项空白，也给我们以发人深省的启示。中国现代作家中之卓有成就者，大都有到海外留学和游学的经历，或欧美，或东瀛，或东西兼而有之，甚至进而在海外定居多年，成为双语作家，扬名海外文坛的，也大有人在，如英语界的林语堂、蒋彝，法语界的盛成，等等。熊式一当仁不让，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们大都走过这么一个创作历程：先中文，再西文，最后又回到中文；林语堂是如此，盛成是如此，熊式一也不例外。郑达兄的熊式一传就很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中西文化在包括熊式一在内的这些中国作家身上碰撞、交融以至开花结果，而且这些中国作家把中国文化通过他们的作品成功地传播海外，这是很值得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研究者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注重他们中文写作的前一段或西文写作的后一段，往往顾此失彼，也就不能全面和深入地把握这一颇具代表性的国际文化现象。郑达兄的熊式一传正好为研究这一国际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模板。

期待熊式一研究和中国双语作家研究在这部传记的启发下，进一步展开。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