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芋和日本芋说起——东亚海域交流300年

“从海洋看历史”，将会发现什么样的历史呢？和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有何不同？还有，为什么需要重新检视这样的历史？

在即将迈入17世纪时，东亚各地几乎同时开始栽种原产于拉丁美洲的新农作物，辣椒就是其一。日本列岛把辣椒称为“唐辛子”（唐芥子）或“南蛮”（胡椒），说明这种作物是由唐人（中国人）和南蛮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引进的。在中国，辣椒古时就常被称为“番椒”，意即这东西是从番国（蕃国、蛮国），也就是外国传入的。但在朝鲜半岛，辣椒最初被称为“倭芥子”。另外，在琉球群岛常见的岛唐辛子，又称为高丽胡椒。有的说法认为其是指朝鲜半岛的“高丽”。辣椒几乎是同时传入各地的，但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再举一例。番薯也是原产于拉丁美洲的作物，日文里的番薯称为“萨摩芋”，意即来自萨摩地区（今鹿儿岛县）的番薯。这个称呼主要在日本的本州以北使用，北九州称为“琉球芋”，而萨摩地区所处的南九州又以“唐芋”的称呼较为普遍。即使是冲绳，很多时候也称为“唐芋”。同样是在中国，浙江舟山群岛附近流传的番薯由来却与广东、福建认为番薯是商人从东南亚带回来的说法不同。这里有一座以观音道场闻名的岛屿普陀山。1607年浙东地区（浙江省东部）的士大夫们编纂了地方要览《普陀山志》，指出“番芋”很早就是该岛的特产之一，在说明“味甚甘美”的同时，也记载了“种自日本来”。番薯的“番”（蕃）是指日本，换言之，原本在琉球和萨摩被称为“唐芋”的番薯，来到这个地区就成了“日本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过去的研究和讨论，是以某物从A国传播、输入B国的看法为前提。但这前提本身也堪质疑。不妨试想，萨摩人说的“唐”和浙东人说的“日本”，其实是同一个“场所”。那么，上述的“场所”是哪里呢？是“海”。换言之，不管是番薯还是辣椒，都不是从A国或B国而来的单向路径，实际上都是来自“海”的。有些地区把这个“海”的世界称为“唐”，有些地区可能称其为“倭”或“日本”，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或许又会称“琉球”或“高丽”。

活跃于“海上”这个舞台的商人，称为“海商”。明明是同一位海商，却可以根据地方不同，在文献记载中成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例如，9世纪日本的留学僧圆仁从唐搭船回国的时候，船长金珍在唐朝被认为是“新罗人”，但一到日本，大宰府又称他为“唐人”。还有，和金珍一起行动的钦良晖，在唐朝是“新罗人”，但之后他在日本帮助圆仁的对手圆珍出国时，却被称为“大唐国商人”。以及同样在背后援助圆珍的李延孝，在日本被称作“大唐商客”“本国（日本）商人”，但在中国的港口又摇身一变成为“渤海国商主”。

由此情况可推知，比起海商的出生地和种族，当时的陆地政权更重视他们是从何处来、由哪个政府派遣的。对于来自海上世界的船只或商人，只要持有一个认识的陆地国名作为标签，就不成问题了。实际上，有些在海上世界生活的人，对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坚持。例如，在宁波发现的记载1167年向寺院参道捐赠铺石费用的石碑，上面刻有张公意、丁渊、张宁这三个名字。从姓名来看，他们显然是华人，但在介绍上分别记载为“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日本国大宰府博多津居住”“日本国大宰府居住”。张公意是暂居日本的建州普城（今福建浦城）县人，与他主动提到自己的故乡相比，其他两位则不拘泥于出生地，而直接用“日本国居民”来表示现在的境遇。

本书以“海域”称呼这片不能以“国家”为单位区分来理解的汪洋世界。这里的“海域”不同于自然地理中被划分成好几个区域的海的用法，而是指人类的生活空间，是作为人、物品、信息的移动与交流的场域。如果从以陆地为中心的观点出发，海域会像个只知道其入口和出口的黑盒空间，或者说它反映的是一个海盗和走私者四处流窜、无法无天的世界。但对在海域中的岛屿或沿岸捕鱼、制盐的居民，以及利用船舶运送人和物品的商人、船员们来说，海域是他们日常生活、劳作的地方；也是秉照上意的外交使节和笃志向学的僧侣，偶尔还有载满士兵的战船来往穿梭的历史空间。这本书想要描绘的，就是这个“海域”的历史。

本书的主要舞台，具体来说是以东海和黄海为中心，北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往南通向南海，并包含了欧亚大陆东边南北相连的海域。在此，我们考虑到“东亚”一词的历史性和文化意义，将欧亚大陆东边相连的海洋及其周边区域合称为“东亚海域”。话虽如此，本书并不单以“东亚海域”为探讨对象。

和陆地不同，海洋在世界各地是连成一片的。本书对位处“东亚”的海并非一视同仁。关于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讨论较少；在谈及东海和南海的部分，也是把重点放在前者。在论述上的轻重取舍，更重要的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以东海和黄海为中心的海域历史几乎鲜少被讨论。本书尤其着重于以东海为中心的论述，也是以近年的成果为基础，想要提供给读者不同于一国史观的看待历史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