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话词典》说开去

最近，董树人兄送给我他的新著《北京话词典》。对这本词典，我并不陌生，大概在三年前，董兄就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他的第二本词典《北京话词典》，会把出版《新编北京方言词典》（2010年）时割爱的词条加以整理和补充。我将两本词典放在一起比较了一下，《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共468千字，收词9340条；《北京话词典》共1000千字，收词16400余条。在我所见的同类词典中，《北京话词典》是规模最大者，言其厚重，并无夸大。

然而其厚重不仅表现在篇幅上，还表现在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上。比如对北京话的范围，董兄有自己的思考，收词范围扩大到北京的郊区，特别是收录了这些地区使用的农业词语，让人耳目一新。其次，董兄在收词时，有意多吸收近些年来新出现的北京话词语，使这本词典具有时代感。

词典的本意就是树立规范，没有相当的学养是做不到的。现在市面上的部分北京话词典只起到了“收集”的作用，对北京话词语的用字、注音考虑不多，因为董兄熟谙传统的音韵之学，所以能够从理论高度去思考用字、注音的问题。他说，一些词语在不同的资料里有多种写法，让人无所适从，编词典时必须进行取舍，而且要令人信服。读这本词典，我深感董兄用心之良苦，不妨举一个例子。有一首北京童谣：“bēnr头倭瓜眼儿，吃饭挑大碗儿，给他小碗儿他不要，给他大碗儿他害臊。”我从小就说，说了几十年了，却始终搞不清“bēnr头”的“bēnr”应该用哪个字？“倭瓜眼儿”是什么样的？为此我查了《北京话词典》，董兄用的是“锛儿头”“窝眍眼儿”。由于这是北京话的词语，不见于一般的词典，字是董兄选用的，令我拍案叫绝，望文即可生义，一下就明白了。

尊重语言事实，是这本词典的另一个特色。有道是“名从主人”，编写方言词典，应是更为重要的原则，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多年来，我对《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中把北京话里两读两义的“沿”字审成统读阳平不以为然，认为审音时对多读多义字的统读要格外慎重。所以当我拿到《北京话词典》后，迫不及待地去看董兄是如何处理的——他是按两读处理的，给了“沿”字的去声读音。可见《北京话词典》编得严谨，有学术性，可供方言学和北京话的研究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

对听北京人说话、听北京的相声甚至是听京剧的道白，还有阅读京味儿文学作品，这本词典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说到这儿，我想起早年间听老舍先生的报告《论文学语言》，他说一位广东的读者给他写信，指出他某部小说里的一句话“不合逻辑”，原文大意是：那个人在屋里从椅子上出溜下去了。这位读者说，既然这个人已经溜出去了，怎么还在屋子里？显然，这位读者把“出溜”一词的意思理解错了。我想，在阅读京味儿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是手头备一册工具书供随时查阅，会方便许多。

不仅是外地人，即使像我这样生于兹长于兹的“老北京”，对北京话也不能说通晓，所以这本词典，对我而言也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书。

说了词典，再说说董兄其人以及我与董兄的交往。

1964年，董兄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那年我从河北蓟县（今天津蓟州）“四清”结束回校，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好友和同学，在大食堂为我引见了董兄，说他来自农村，人很朴实，值得交往。后来我们一起去“干校”，接触多了，觉得朋友所言不谬。在“干校”时虽然把业务都丢掉了，可这些搞语言的人一起走路、聊天，还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我发现董兄对民俗、民谚、方言真是多知多懂，别人不明白的，他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

1973年回京后，董兄到编辑研究部工作，据我所知，那段时间，他写过几篇音韵学方面的论文，受到语言学界特别是前辈学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