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外孙记忆中的家庭教育

宋菲君先生是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还有一个身份是丰子恺的长外孙。去年中，在好友、北大中文系教师林嵩的提议下，他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他所亲历的外公丰子恺家的“课儿”传统，写下在外公身边学诗词的故事，集为两册雅致的《丰子恺家塾课》。 上周六，去宋先生家拜访他。他所居楼栋的门禁系统看上去很便捷，直接嵌着标有每一户门牌号的按钮，不需手动输入，只用按下，屋内的主人即知客到，遥控开门。但我并没有用上——当我掏出手机，想再确认一眼门牌号时，楼门突然无声地打开了，宋先生握着手站在门边，和之前在网络照片及电视节目上看到的一样，戴一副细框眼镜，清瘦，温和，只不过没有穿西装，而是身着一件家居的灰色毛衣，这让他更像一位亲切熟悉的长辈。他蔼蔼微笑道：“刚才看见你从窗前过去了，看着和微信头像一样，想着是你来了。”话里带着绵绵的南方口音。

进了家门，我方明白过来：宋先生的书房窗口正对着外面的路，书桌摆在窗下，而他刚才就坐在桌前看书。那本书依然以打开的姿态摊在桌上，从厚度估计，看了约有一半，页上印着表格和数学物理公式。就在我们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他还在埋首其中。我想起之前在微信上约采访时间时，他说“最近科研忙一点”，看来还不是“一点”。我暗自心算，1942年出生的他已经快满八十岁了，一时恍惚是否竟算错了。

直到后来看到他的《外公丰子恺鼓励我学物理》一文，才意识到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早已是宋菲君从学生时起的习惯，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公丰子恺对他“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努力，岁月不待人”的谆谆劝勉。他在外公身边长到18岁，在他的成长经历、文化滋养乃至人生选择中，外公都如同一位智者式的向导。

这些年，宋菲君在许多场合都讲述过外公的故事，艺术家风与他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奇妙地并行不悖。就像书房中，他背后的整面书架，纵向上清晰又妥帖分为三部分：最左是外公丰子恺的著作、漫画、译作等全集，中间是文学历史类读物，最右是物理专业书籍。《丰子恺家塾课》的副标题是“外公教我学诗词”，其实书中所记叙的，是由诗词连缀起的从丰子恺到宋菲君的三代人的人生。丰家的家庭教育洋溢着跨越时间的、艺术的温情，几十年后，不仅宋菲君依然能够随口吟出，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代的普通读者心向往之，仿佛依然能从中私淑几分。

1938年，为避日寇，丰子恺携家人从浙江桐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辗转来到桂林。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之下，次年初又迁广西宜山（今宜州区），担任西迁至此的浙江大学教员，教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两门课程。之后，又随浙大继续迁至贵州遵义。

丰子恺虽写文章戏称一路是“艺术的逃难”，但实际是带着一大家子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没想到，却收获一个战争中的意外之喜。因担心逃难中子女学习受影响，丰子恺请来两位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做家教，为孩子们补习理科和英文，其中一位生物系毕业生叫宋慕法。不久，宋慕法和丰家二小姐丰林先（后改名丰宛音）恋爱，喜结连理。或许是因战争中的团聚与喜事过于难得，1941年9月7日，婚礼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时，胜友如云，史地学家张其昀、物理学家束星北等一众学者名人到席，证婚人则是数学家苏步青，他是丰子恺的朋友，同时也是宋慕法的同乡。

1942年清明节，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抗战中诞生的新生命，自是给家族带来巨大的喜悦。已赴重庆国立艺专担任教授的丰子恺修书给女婿宋慕法，为新生儿起名“菲君”：清明古称“芳菲节”，芳菲之君，“含有平凡伟大之意”。在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中（其中三女丰宁馨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丰林先是第一个结婚生子的，由此宋菲君便成了丰子恺孙辈里的“第一个”，其他弟弟妹妹都是待抗战结束后才出生的，年纪皆比他小好多。宋菲君只比丰子恺幼子丰新枚小四岁，还闹过“将来我同小娘舅一样大了，也叫你爸爸”的笑话，惹外公画出了一幅妙趣横生的家庭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