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政治哲学的人类价值都有哪些？

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有限，但中华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中国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与之相比，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历史上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宋·马和之的《豳风图》，是诗经图系列中的代表作。作者根据《诗经·国风》之《豳风》诗意而作。据载，马和之受高宗之命创作此图。该图采用了字、画交替排列的画卷形式。

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起点上，是时候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了。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优秀的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 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之时，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此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很早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诗经》才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 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应以服务于人和社会为目的，制度本身不能成为全社会信仰和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终极目标完全不同。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