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录之一百二十一:探母记
The Epoch Times
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从维熙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时感叹道。
文革中,因为从维熙出身地主家庭,自己又是正在劳改的右派,母亲和儿子也受到牵连。
终于盼到的一个休息日,从维熙决定从团河农场回城探个虚实。他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母亲的情况。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从维熙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抄家了吗?”“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
从维熙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他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从维熙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从维熙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从维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他的手说:“不行!不行!” 从维熙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从维熙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他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从维熙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他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他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从维熙才发现,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他,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从维熙有些吃惊。从维熙四岁丧父,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他上学。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从维熙才从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反右就开始了。他和妻子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从维熙呆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满眼眶。他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只好安慰她:“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从维熙的双眼,似乎是想从他的回答中判断他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从维熙继续宽慰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维熙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他硬是给她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从维熙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总不会送我回乡吧?“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