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资料的“解读法”

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一点对我们读书治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胡适也说过，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学问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党史研究者也不例外。

一般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说的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同样也是我们在解读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去粗取精”。就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形成问题、提炼观点、建构解释的基本素材，但在我们所搜集的史料中，最后被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前，先写一个长编，据说他的底稿，就曾堆满十九间屋。他要是把十九间屋的底稿全印出来，一定不会有人看。所以如何由十九间屋的底稿做成长编，然后再由长编做成后来的《资治通鉴》，就有一个材料取舍的问题。梁启超说：“普通有一种毛病，就是多多的搜集资料，不肯割爱。但欲有好的著作，却非割爱不可。我们要去其渣滓，留其菁华。”

由此可见，解读史料首先就要学会“去粗取精”。也就是说，在一组同类的材料中，我们要选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材料，而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或全然无关的材料，无论它本身如何珍贵，都必须舍弃。

第二，“去伪存真”。这既是考证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读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读”与“考证”毕竟不同。一般说来，考证史料的真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有一半则属于解读工作，如分析作伪者的动机，以及真伪之间的联系，等等。梁启超说：“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比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一些党史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被视为“伪书”，但其中也有“真事”；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真书”，但其中也有不实记载。例如书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但杜修经证实，他当时并未作过苏维埃主席一事。杜修经说：“实际上没有那回事……我没当过苏维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错了，还是斯诺访问时记错了。”

由此可见，“去伪存真”也需辩证分析，加以区别对待。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种史料，而应把一类史料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读史料，关键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间的相同点、联系点和差异点。找出相同点，可以通过不同史料互相印证，来增强我们认识问题的准确性；找出联系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事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的各个侧面；而找出差异点，则可以提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说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辞海》中的“陈独秀”辞条说是1880年，1980年版《周恩来选集》（上卷）和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也持这一说法。而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一书则说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后来研究者查阅《陈氏宗谱》，才知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这也与1937年陈独秀写的《实庵自传》说法一致。这样陈独秀的确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第四，“由表及里”。即从现象看本质，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其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毛泽东说：“我们看问题必须要看它的实质，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就历史研究而言，运用“由表及里”的方法，就是要从众多资料中抽出历史理论来。但这种工作只有借助逻辑思辨力，并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完成。对此，翦伯赞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温之下加以蒸发便汽化为历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