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廖亦武：人们记住“武汉” 我就胜利了

廖亦武谈到：“病毒从武汉蔓延到全球，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杀死了几百万人，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根本就忘记了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用武汉那么大的字体，把这两个字深深地打进人们的记忆里。今天台湾人每个人都在戴口罩，你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已经被共产党的病毒改变了，你还无知无觉，哪一天突然独裁降临，你还不懂怎么回事。”

他拿出手机，打开影片，播放“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上他朗诵自己的诗——《大屠杀》的片段。

影片中他嘶吼：“杀人了！杀人了！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向妇女开枪……”画面中的讲台下有个工作人员，就在音响旁，被突如其来的怒吼吓到，蹲着摀着耳朵。指着萤幕，廖亦武像个老顽童炫耀宝物似地说：“你看看，就算很大声，他还是在那不走。”

晚会上每位来宾只有几分钟讲话的时间，廖亦武却想把整首诗念完，时间到了主持人只好上台把他请下去，成了小小的意外插曲。“我才不会听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又不是布偶人，我有我的想法。”

说到此，廖亦武停止了笑容，严肃地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很恐怖的，没有跟你按照程序走的。”

这大概就是廖亦武的写照——反叛与不羁，是他诗人的个性；对历史临场感的重现，是他作为作家的责任。

廖亦武说，中国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高楼大厦、经济腾飞、现代化的中国，另一个是地下的，人民就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找不到出路，贫穷、愚昧，但也有善良，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中国，他说：“共产党宣扬的是地上的中国，我写的是地下的中国。”

廖亦武的写作情怀也有两种，一个是诗人的，一个是纪实的。

​​在1980年代，他发表了许多具反叛精神的诗作，是个有名的诗人，他崇尚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向往自由与反叛，廖亦武谈到，早年第一次听到歌手巴布狄伦（Bob Dylan）在六零年代的歌曲《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时，心里震了一下，“​​觉得自己生活得太可怜了，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游荡、去探索、去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