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折柳还要摆酒—— 古人注重出行“仪式感”的因由

中国传统观念讲究“静”“定”而“安”，这种观念给古人出行造成不小的心理阻力，所以也演化出相当丰富的出行仪式。仪式注重形式和象征，还有一定的时间延续，可以疏导情感，起到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古人的祖道仪式是出门前对路神烧香、叩头、进贡，以求得保佑。除此以外，祭祀之后，还常常在路边摆酒设宴，以便亲友会聚饮酒，为之饯行，抒发行旅离别之情。因此，祖道也称作祖饯。饯行者，以酒食送行也。祖饯需要一定开销，出行多备资财也可应对不测，故送行者通常不会空手而至，这也是人际交往、表达情感的正常方式。从考古资料看，汉代一般百姓常例为“十钱”，但也不一定，《史记》记载刘邦因徭役赴咸阳，“吏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东汉时会稽太守刘宠获得升迁机会，五六位七八旬老翁约好一同来给他祖饯送行，每人都拿出百钱，表达对这位地方良吏的褒奖，这当为厚礼了。

秦汉注重人际关系，当时很多流行的谣谚均显示出人们对交往的认知和重视，比如“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结交在相得，骨肉何必亲”。而祖道这一本为缓解出行紧张心理的祭神仪式，在汉代则明显发挥着社交功能。参加仪式人数之多寡，饯行宴会之地点、规模，获赠财物之多少，都成为出行者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直接反映，祖道仪式也就成为一种交际仪式。

早期的送别仪式中，祭祀路神是核心内容，饮酒饯行是配角。但和古代诸多仪式相似，最初虽以“敬神”“娱神”为目的，但随着神秘主义信仰逐渐减淡，给神灵的酒越来越薄，敬奉行客的酒反倒愈来愈淳厚了。

所以，祖饯仪式的宗教意味逐渐减淡，世俗性的“自娱”功能却渐渐加强，甚至有时成为单一性的目标活动。送别时的庄重遂变成热闹的游宴，饯行也就演变成纯粹的社交活动，这和今天我们在酒店设宴饯行已没有太大区别。这种转化是从东汉末开始的。曹魏时，祢衡才华横溢，但性格怪诞倨傲，很多同僚不喜欢他。一次他出门远行，众人依礼在城南为之祖道饯行，并约好，一旦祢衡到，大家均坐定不起，以此羞辱他。祢衡一到，见众人皆坐不起，立刻坐下大声嚎哭。众人面面相觑，都傻眼了，问祢衡何以大哭？遂答道：“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众人哭笑不得，无以答对。欲辱祢衡，反遭其辱，祖道仪式成为一次有趣的社交游戏。

此外，《吴书·朱桓传》引《吴录》也记载了祖饯宴会时的一个细节：孙权遣朱桓回中洲，亲自祖饯。朱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意思是我很想捋捋你的胡子，如此可以了却心愿。孙权于是双手拄着案几，探到席前，朱桓遂进前捋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孙权大笑。这段叙述细节笔法似小说，亦可见祖道仪式已经转变为世俗活动。娱神变为娱己，与神灵交流转而为人群间的社会交流，各种表达别离情感的艺术和风俗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比如灞桥折柳，李白《忆秦娥》写道：“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描绘的是这样的生活画面。杨柳纤长柔美，“因风结复解，沾露柔且长”，正与离情的悠然缠绵相近似，故而成为别情的象征。

灞桥，又作霸桥，在西汉时长安城东。记述秦汉时关中地理的《三辅黄图》一书中，卷六“桥”条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是汉唐时政治文化中心，灞桥处在东向的交通要道上，人员往来频繁，长久以来就是礼送行旅之人、抒发别情的特定处所，所以，后人又称之为“销魂桥”。离别何以“销魂”？南朝江淹有《别赋》云：“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又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算是给这桥作了极好的注脚。

离别伤心，搅动愁肠，故古代生活习俗里，甚至一度把离别“涕泣”作为送行的礼节。送人却不流泪，是严重的失礼行为。南北朝时，梁武帝的兄弟王子侯被委任到东郡做地方官，临别时，梁武帝说，我已年老，却要与你分别，甚为难过，于是“数行泪下”。然而，王子侯却流不出眼泪，只好羞愧而出，甚至还因此受到责难，百余日漂行于江渚之间，不能离行赴任。这个故事记载在《颜氏家训·风操》中，作者颜之推对此习俗颇不屑，认为“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对于这样的人，不可强责。他还注意到南北风俗的不同，认为“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北地民风健朗，离别下泣有时会被认为是作小儿女态，过于多愁善感，所以绝不会有临行必哭的俗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