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社会主义核心的反社会行为

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是由已故的奥地利伟大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提出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其基本原则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更具体地说，我们会根据当下最看重的价值观，从各种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其目标有时被描述为提升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总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总是选​​择对自身长远发展最有利的行动方案。我们不像企鹅，正如法国纪录片《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中所展现的那样，企鹅们被机械地设定好程序，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情，这纯粹就是为了生存。

企鹅其实别无选择，它们只能遵循根植于体内的本能。而人类则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选择一些事后看来并不明智甚至自毁的行为。人类远非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假设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损害自身健康、降低经济生活水平或以其它方式破坏自身福祉的选择。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追求短暂的快乐或安逸，挥霍了在学业、体育、婚姻、友谊、事业等方面取得成功的机会。

实践的必然性体现在我们的购物方式中。人类想要最划算的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某个特定时刻以最低的成本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下个月、下周甚至下一小时的优先事项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当然，有时对某物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会忽略最低成本这个因素。例如，有些人非常富有，成本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或者，人们可能对某物有着极其迫切的需求，以至于愿意支付远高于在不那么紧迫的情况下所需的价格。）

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最理想的价格是多少？当然是零。我们都想免费得到东西。但是，有多少人或企业会无偿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你呢？除非天上掉馅饼，你运气爆表！不过，确实存在一种不劳而获的方法：偷盗（steal）。

人类社会大多谴责盗窃行为。他们认识到，盗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会破坏社会稳定。理性使人们得出结论：社会合作及其带来的繁荣取决于对财产权的尊重。犹太教-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伦理与这种信念相符，并将“不可偷盗”（Thou shalt not steal）的诫命视为神圣律法（注意其中没有任何限定条件，例如“……除非多数票通过”/… except by majority vote）。

因为偷窃本质上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所以出于自身利益和行为主义的考量，人们选择将盗窃行为定为犯罪，并将捍卫私有财产视为维持社会分工、促进繁荣的必要前提。行为主义（praxeology）既存在于个人层面，也存在于社会层面。有时，为了自身利益，人们需要自我约束，并同意遵守某些伦理规范，以造福所有人。

然而，人类社会在禁止公民掠夺其他公民财富的规定中，却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们称之为“政府税收”（government taxation）。当政府税收受到限制（想一想美国建国初期150年的情况吧），并且不被某一阶层的公民利用来打压另一阶层时，无论是整体财富的积累，还是共享财富的人数，繁荣都能持续增长。

然而，更多时候，税收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盗窃，或者用法国近代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在其不朽的论文《法律》（The Law，1850）中使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合法掠夺”（legal plunder）。这种掠夺往往使精英阶层受益，而牺牲了大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