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芳菲》：悲壮与柔情交织的胶东革命史

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胶东这片土地在革命战争年代竟然发生了那么多悲壮而传奇的故事，随即开始着手搜集资料。真正让我们下决心要深挖这座庞大矿藏的原因，还是题材本身具备的对一个作家的魔力。作家遇到一个好的题材，应该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据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观察，目前尚没有一部在国内产生影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工作多少带点填补空白的意思。

等渐渐深入下去，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块多硌牙的“硬骨头”！胶东革命史所包含的内容，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经过审慎的研判，决定采取段落式结构来建构本书，即选取胶东革命史上有代表性的阶段和事件，表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此书不可能是全景式的叙事，只能是局部叙事了。即便如此，素材的裁剪还是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精力，特别是对那些很“有料”的素材痛下杀手时，我们何其心犹不甘啊！最后，我们选取了“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和乳娘群体为主要内容，约略对应着胶东革命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

这种安排，造成了本书的一大景观：在胶东革命的舞台上，前半场男性为主角，但也不乏女性的参与，后半场女性为主角，也兼顾男性的戏份，他们刚柔相济，共同绘就了一幅血火奔涌、荡气回肠的革命画卷。

如何讲好“胶东革命故事”，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报告文学的根本是真实性，我们的叙事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在不少场合听到读者诟病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差，有报告而无文学。是啊，确实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时，出于偷懒的原因，或缺乏熔铸功力，随意堆砌材料，肆意引用摘抄，导致作品面目僵硬，令人一见生厌。这怪不得读者，只能怪作家自个儿不争气。基于这种认识，就给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写出有生气的人物、热腾腾的故事来。

有人曾经问沈从文先生如何写好小说，他告诉人家“贴着人物写”。这确实是写作的不二法门，作者跟笔下的人物有距离感、疏离感，走不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很难把这个人物树起来的。而故事是跟着人物走的，解决了人物的问题，故事自然带出来了。向人物无限靠近，是创作上的华山一条路。为此，我们不得不做一名掘进者，从芜杂的资料和厚厚的时光壁垒间开出一条隧道，抵达人物面前，倾听他们的吆喝、絮语、歌哭，感受他们的气息，与他们俯仰于山海之间；或者做一名探访者，走进人物生活过的环境，触摸他们遗留的气息，寻觅蛛丝马迹……

张静源，作为统一的胶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闪烁着强烈的人格魅力。关于他的故事散见于多种回忆录，他所经历的事件因遥远而迷离，甚至混乱。我们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爬梳和琢磨，一个意志坚定、信仰崇高而又带着青涩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清晰起来。张静源投身革命之际，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之时，共产党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境地，因而，他是抱持着一颗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参加革命工作的。毋庸讳言，他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幼稚、轻信、冲动、忧郁等缺点，恰恰是这些因素的出现，使张静源这位革命者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当他得知莱阳县出现了两个“县委”后，立即忍痛别妻辞子，只身赶往事发地。他面对分裂分子徐元义自立山头的作为，毫不畏惧，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徐元义表面接受了党组织的整顿后，张静源掉入了“轻率的泥沼”：他不听同志们劝阻，前往徐元义的老巢跟其会面，惨遭谋害。这就是书中《牺牲者》一节的故事。在这个悲剧背后还衍生出一个悲剧故事：他牺牲后，妻子带着幼子彷徨无依，孩子很快夭折，她也陷入乱世的困苦……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在当地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威海市文登区僻远的阎家泊子村，七拐八拐，找到了一处农家小院。这里便是烈士刘福考的故居。里面的屋子里陈设着几件跟刘福考有关的物件，似乎在提醒着我们曾经发生的那个惨烈故事。

“一一·四”暴动被敌人镇压后，反动势力疯狂反噬革命群众，为打击敌人、宣示党的力量的存在，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策划了一起除暴行动。行动结束后，在撤退途中跟敌人遭遇，红军游击队员刘福考主动殿后掩护，他在同敌人周旋中腰部和腹部中枪，后被进步群众护送回自己家中。他自知活不了了，就央求父亲用绳子把自己勒死，免得沦为敌人的俘虏。悲痛的父亲下不去手，就把他藏到了村外的玉米地里，放下两块干粮走了。敌人“清乡”过后，父亲赶紧去找儿子，后在一眼枯井里发现了刘福考。他想法拉上儿子来，此时的刘福考已经神志不清，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用最后的力气央求父亲成全他。绝望的父亲只好在一棵树系好了绳扣，头不回地走了。刘福考挣扎着爬上石垛子，自缢身亡……这个悲壮的故事久久撞击着我们的心扉，隔着遥远的岁月，依然让我们感动于那一代革命者对信念的忠诚。

而此后的故事更令人为之唏嘘和赞叹。